快乐之药：哲学与化学解的对比
1彼特•拉伯（Peter Raabe），2龚艳译
1.[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
2.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快乐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主观性目标，人们以各种方法去定义它。然而，快乐通常又很难被找到，人们只能间接地获得它。在当代社会中，不快乐被视为一种可诊断的心智疾病。市场上有无数种药物，它们声称能够通过改变人脑的化学机制，以帮助人们减轻不快乐这个心智疾病。但是，由于快乐是一种心灵状态，使用抗抑郁药物把生物大脑当作靶子的疗法是无意义的。大脑是生物的。而心灵则是命题的，它包含信念、价值观以及假说；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不快乐。因此，对不快乐的“治疗”必须由某种对心灵的治疗构成。从哲学咨询的状态来看，哲学已被证明是对心灵的极好疗法。
关键词：心智疾病；医药模型；抑郁；药物治疗；哲学；哲学咨询
当萨曼莎（Samantha）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时，她看起来像是哭过。她对我说她已经40多岁了，可依然单身。她说她的生活缺乏意义，并以此展开了她的叙述。她想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是她为什么来找我的原因：她知道哲学家通常会谈论“那些话题”。她告诉我，这些年她有好几个朋友都由于癌症而去世了。她说她一直在做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之后，找了个好点的工作——仅仅需要去处理从公司中偷窃的不诚实员工。再后来，她厌倦了这几份低工资的工作，决定和一个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可是朋友恋爱了，和新交往的男友出国了，抛下了她，并给萨曼莎留下需要独自支付的大笔账单。她说她能处理好这所有的一切并始终保持微笑，直到她最爱的、最亲密的姨妈突然去世。萨曼莎说，她已故的姨夫虐待她的姨妈，在萨曼莎年幼的时候他对萨曼莎有过性骚扰。她说当她可怜的姨妈去世后她就不再快乐了。她很努力地在大学里修了一门课，但她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医生将她诊断为临床抑郁症，并给她开了抗抑郁的药。但这些药没有用。就在来找我不久之前，萨曼莎试图自杀。我问她什么阻止了她自杀。她说，她觉得她的死对于那些仍然关心着她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太难以接受了。她自愿申请了精神病监护，并服用了更多的药物。临床精神病医生将她的病例归结为“压力过大而无处释放”，医生草草地放弃了对她的帮助，而只是开给她更多的药物。
通常的解决办法
萨曼莎的治疗过程对我而言并不值得惊讶，它反映了在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中的普遍共识：抑郁症是一种需要用药物治疗的心智紊乱（mental disoder）。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强烈地倾向于，将所有种类的心智抑郁（mental distress）都定义为生理上内生的疾病，这些疾病从痛苦的个体的内部产生。接着，这些抑郁就被贴上标签，诸如“注意力缺乏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情感型精神分裂症”（Schizo-affective disorder、狂躁抑郁症” (Manic Depressive illness),现在被称为“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等等。这有效地切断了专家们早先发现的下述关联：心智抑郁与糟糕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关联，以及儿童的痛苦或其他创伤性童年经历与不良的家庭养育方式之间的关联。当心灵抑郁被定义为内生性的，并被贴上各式各样的病症(illness)的标签时，对糟糕的生活环境的关注、改善养育方式或创造更好的童年友爱型的家庭环境就变得毫无必要了。实际上，家长们拼命主张那种儿童之所以抑郁的生物医学模型，也许是为了避免被视为不好的父母罢了。然而，在对大脑功能的研究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发现表明：任何的所谓心智紊乱，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其原因是官能性的。（Fulford 2006: 252）当医药专家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抑郁症”时，他们是在误导公众。他们确实不知道任何可诊断的、他们称为抑郁症的疾病的生理原因。但是每个人，不仅仅是专家，都能设想会使一个人变得抑郁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处境。这使我们质疑下述适当性：当某人不快乐时，通过开药物处方、改变他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来进行治疗。
精神病医生以及一些心理治疗师声称开药物处方与所谓的“医药模型”是一致的。这完全错了。医药模型包含着药物测试，用来区分不同的生理功能失调或不同的生物致病因。它会形成某种一致的诊断。这种诊断在任何开处方的医生之间、在任何文化环境中都具有一致性，进而形成一致的治疗方法。但是在治疗心智疾病（mental illness）中，一个诊断的给出并没有经过功能性障碍或致病因的药物测试。其原因在于没有什么药物测试能够表征心智疾病的存在。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精神病医生或心理治疗师可能开出完全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
那些所谓用来查找心智疾病的“工具”仅仅是一些要求治疗师对病人的表现进行主观解释和评价而已。这与客观的药物测试完全不同。不论临床医生如何努力令病人相信这点，对心智疾病的治疗明显不是按照药物测试进行的。
通过药物来减轻心智抑郁的方法与将大脑的功能变得迟钝，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大多数不快乐的人所希望的是改善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人们想要的快乐并不是一种简单地的、化学意义上的生物大脑状态；他们想要的快乐是关于（about）某事的快乐，他们想为自己的快乐表达一个理由；他们希望自己的快乐是有意义的。而许多从事心智健康关怀的从业者们所提供的仅仅是获得药物的便利途经。
寻找快乐之药与猎捕独角兽一样是无意义的。富有意义的快乐不是一个可以在实验室中用配方生产成一个药片的情感。不错，市场上有许多抗抑郁的药物，很多人相信它们能刺激情感并产生快乐。但是这些抗抑郁的药物被证明并不比那些没有任何药效的安慰剂或糖丸来的更有效果（基尔希2008）。
其他可以被合法开具的、用来治疗所谓的心智问题的精神病药物又怎样呢？研究证明，这些药物并不针对疾病的（霍洛维茨2002年：113）。正在卖售的那些用来治疗心灵的化学药物并不治疗某种特定紊乱。它们的功效类似于使用吗啡减轻受伤腿疼痛。它们不解决问题。它们对整个大脑产生作用（西蒙，2003：101）。一位精神病哲学家称这些改变大脑的药物为“一把用来修理精密仪器的简陋的锤子”。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大脑的功能变得迟钝，就像酒精对大脑产生的作用一样。饮酒往往会带来悲惨的后遗症，而精神病药物也会带来困扰以及许多严重的副作用。它们也会令人形成习惯或者上瘾。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现它们已经对脑组织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对精神病医生为那些抑郁症病人开具的那些使大脑迟钝的化学药物的真正合理性辩护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非常少的。
现今电视上有种广告叫做“抑郁伤害”。这种用法是完全错误的。抑郁既不会引起疼痛，也不会引起不快乐、失眠、食欲不振等。抑郁并不引起任何事物。抑郁仅仅是应用在一系列症状上的标签，诸如不快乐、失眠、食欲不振等等。要真正把握这一点，需要一种有别于当今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种关于心智疾病的思考模式。这需要一种范式的转换。抑郁不是原因。抑郁是，或部分是，不快乐；但是不快乐不是由于抑郁造成的，而是生活环境造成的。
在解决之前先作定义
快乐究竟是什么？那种被称为“快乐”的情感是一种相对的情感。它由两个相关类型所构成：第一，把我们的情形与他人的进行比较；第二，把现有的情形与真实的或想象的可能情形作比较（本吉夫，1996：240-41）。换句话说，第一，人们将自己的得失与他人作比较。如果发现他们的情形是相对公平的，那么他们就快乐。第二，他们审视当下的生活，与过去曾有的状况进行比较，与未来可能的情况进行对比。如果当下的生活比过去的或可想象的将来要好，那他们就快乐。但是如果生活不好呢？不快乐就产生了。这种不快乐通常被诊断为抑郁。在我们的社会中，对抑郁症典型的治疗是使用抗抑郁的药物，如上所述，这已被证明不比使用安慰剂更奏效。
不幸的是，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实施并不能创造一种广受欢迎的、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现实生活中令人抑郁的情形时刻存在。个体可能会在情感上感觉好点，但令人麻烦的生活环境这一事实却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仍然没有涉及本质原因。当人们依赖或更糟的是沉迷于药物，以防止产生抑郁的情绪，这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实情况是，当人们感觉好点时，这种所谓的好的感觉仅仅是一种表象。尽管消极情感本身被暂时的通过化学药物抑制了，那些导致消极情感的根本原因依旧存在。
在社会上，我们反感那些为了感觉好点而吸食大麻的人。我们会这样说：“他们应该使自己的生活有序而不是选择吸食大麻。”但是，我们却毫无怨言地允许医生们每年开出数以十亿计的抗抑郁药丸。讽刺的是，大麻作为改善人们情绪方面的药物其效果比市场上任何一种抗抑郁药物都要好。
我和萨曼莎第二次见面时，她为自己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感到的耻辱。她说精神病以及相关的药物治疗对她而言就像个笑话，没有一个是管用的。她知道，在药丸中找不到意义和快乐。但她承认在精神病医院的病床上休息了两个星期使她感觉好了点。她感到沮丧，因为她得毫无止境的工作且无法摆脱被悲伤和空虚所压迫。她还说，我作为一位哲学咨询师和她谈论她的日常生活问题，对之她感到惊讶。她原来所预期的是我能给她带来“宏大的哲学问题”。我告诉她，日常的个人问题通常是和宏大的哲学问题相连的，例如美德、快乐以及德性生活的意义。但是当个人问题造成痛苦时，关心这些宏大问题的理论探讨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她说，鉴于她生活中所有已经发生的糟事，也许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乖乖顺受”，不再抗争，完全放弃。但我认为，乖乖接受会导致她接受一些所遭遇到的不值得她接受的非常消极的事情。我们谈到了过去在她身上发生过的很多消极的事情；我试图让她明白其中有很多是别人对她做的，而她自己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她说她已经被他人所定义了，她是那种自己的快乐经常被牺牲以成全他人幸福的人。在哲学中，这被称为功利主义的途径：该途径认为牺牲一个人的快乐而成全其他人是可接受的。但哲学家知道，功利主义理论只有在你不恰恰是那个被牺牲的人的时候，才是似乎是合理的。萨曼莎所受的苦难都是来自别人之手，但她却为此责怪自己。我真想大声询问这究竟是否合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打电话给我，哭着告诉我她第二天不会再来进行我们约好的咨询了。她说她害怕谈论不好的事情。我向她保证我们不必谈论任何她不想谈的事情。哲学咨询并不要求我们必须经历我们想避免的黑暗的情感之路。她说，她一方面觉得她没有好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她内心深处却认为她实际上是个正派的人。我告诉她，在我看来她肯定是个好人，但是生活中的人和事使得她怀疑了自己。然后她告诉我她已决定减少了药量；她想知道是否这是导致她悲伤情绪的原因。我告诉她，就像宿醉过后会头痛一样，当人们减少抗抑郁症药量时，他们会经受一些后遗症。戒断症状可能带来各种奇怪的情绪，并且很可能她所产生的一些情绪仅仅是由于她身体对药物的依赖性所导致。她终于平静了下来并且同意了第二天的会面。
我们第二天的讨论是关于信任的。她在孩童期曾被她的姨夫虐待过；在青少年期她曾在大街上被一个陌生人性骚扰；在高中时期有个老师曾对她与其他两个女学生有过性接触。后来她交往了多年的男友在一次醉酒后把她强奸了，并对她实施了暴力。她有一个信任的治疗师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突然去国外生活了。她的朋友及她亲爱的姨妈突然间去世了，也可以说是抛弃了她。她说她曾是一个非常愿意给予的人，但是由于太多的人从她这里得到好处，她现在再也无法给予了。事实上，那些人最终并没有善待她。她的父亲要求她分担照顾家庭的负担。她的母亲依赖她，让她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并且把她看成自己情感上可以依靠与支持的强者。她尽尽力做到最好，但她的母亲却希望她做得更好。我忍不住问她，做得比最好还要更好是什么意思？当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萨曼莎在重压之下，她已经垮了；她对她不再能够下去而感到内疚。似乎是她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仅有的回应生活苦难的情绪是，悲伤与绝望。
当你用谷歌在因特网上搜索“什么是快乐？”时，有6千万推荐的链接。对于什么是快乐有一大堆的、范围宽广的定义，从与生活完全无关的一个状态（有点类似于梦游）到神圣的狂喜的一切事情。换句话说，快乐被定义成从崇高到荒谬的一切事情。而后当你再次搜索“如何快乐”，另有1.75亿的链接被提供。它们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建议：从“活在当下”而不必理会这个世界，到把自己交给耶稣而成为与神或与宇宙同在。当生活中遇到麻烦或困难时，这些中没有一个是有用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并不能使生活中的麻烦消失。
各种网页词条的作者似乎努力为不快乐的灵魂提供某种安慰，但这些灵魂对页面之言难以卒读。而学术性材料却更加恼人。它大篇幅地指出，实际上的快乐是多么片段性的、短暂的以及稍纵即逝的（艾维里尔 2000:664,674）。但是在如何变得快乐或当失去快乐后如何再一次得到它此类问题上，学术则几乎没有进一步的建议。这并不是说学术性著作在某些方面有不足。当他们说快乐并没有一个恒定的以及可持续的状态时，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如此，快乐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目标；与有靶圈的目标不同，它不能被直接瞄准。萨特指出，情感不能以形式的词汇而确定，因为一种情感与其他情感之间存在着交织重叠的边界。换句话说，情感（包括快乐）并没有明确的界限（1948年）。它们更像彩虹中各种颜色：在一种颜色处生成，又消退于另外一种颜色。既然不可能说出快乐开始于何处、结束于何处，你又怎能指向它本身呢？
只要婴儿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他们就会快乐。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在出生时的正常状况是，他们仅仅由于意识到自己活着就能获得简单的快乐。但成年人的快乐的情感通常是“关于”某些东西的，或者像哲学中通常所表达的：它具有意向性（坎贝尔 2005：9）。
可以使一个人快乐的东西可能不能使另一个人快乐。例如，一次森林的远足对一个人而言可以是一次快乐的徒步旅行，而对于另一个人而言可能是一次痛苦的为求生存的行进。快乐是典型主观性的和个人性的。
事实上，对什么使得某个人快乐，人们通常难以想象且了解后相当惊讶。但可以确定的是，快乐在某种形式上是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的，即使是那些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对抗社会或反社会的人也是如此。
不能认为一个人的快乐来源于良好的道德行为。华尔街的那些骗子们骗取退休人员数百万美金后在奢华生活中感到快乐，直到他们被抓。邪恶的男男女女也可以成为快乐的男男女女。
但即使我们努力变得快乐，人类并不会也不能一直活在永久的快乐状态下。大多数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处于一种知足与中立的状态，而这并不符合任何对于快乐的传统定义（艾维里尔 2000：664）。当人们对周遭事情之运行感到惬意，当人们对现状满意时，他们觉得生活是可接受的。他们可能不会说他们很快乐，但是他们也不会说他们不快乐。
快乐像婴儿脸上的笑容，它是一种不自主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人可以选择过得快乐。但他们错了。快乐不是一种像沉思一样可以选择的状态；在个体的周围环境的支配下，它就这么出现了。你可以有意忽视那些麻烦的或两人沮丧的生活状态，而主动“表现”快乐，但这与实际上“是”快乐的是完全不同的。
快乐是一种无法通过意志力的精心瞄准就实现的目标。我们会相信，那些使我们在过去获得快乐的东西在将来会再次使我们获得快乐，但这并不是必然真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感到快乐，但我们却无法准确知道我们是如何达到的。我们可以回顾那些使我们获得快乐的事件，但这种快乐之路通常是事后明鉴的，而很少事先预见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如何在未来获得幸福，这个问题仍旧神秘。
快乐是一种即时的财富，它是生活事件的副产品。它既来源于个体自我内部的愿望和渴求，也来源于外部的环境。对于快乐的特征的定义也因此会因人而异。它可以是具体的——在得到新车的当天，车主很快乐；也可以是普遍的——一个人对于其生活的总体走向感到快乐。它既基于情感——某个人因为获得了称赞而感到快乐，又基于认知——某个人知道他有份好工作并为此而感到快乐。快乐是一个结果，它是其他因素的后续或后果。
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谈中，萨曼莎和我探讨了在发生在她身上的众多可怕事情——性骚扰、好色的老师等等——中她是否有错。她开始明白她将自己与他人割离开来仅仅是由于某些人的不可接受的行为。我们努力将她自身的悲伤及绝望，转变到对那些虐待她的人或对她期望过高的人的不满；这种不满是有理由的。我们通过以下方式来做这些：讨论她使用什么方法去决定在人类的行为中什么是好或什么是坏，然后检验这些方法，看看它们对于过上快乐的生活是否是适当的。
在我们第50次会谈中，萨曼莎说她对自己在第一次会谈时要求和我谈论生活的意义的做法很傻。我告诉她，人们通常就像那样开始与我的对话，而且这确实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我与萨曼莎都知道在萨曼莎的生活中首先有更重要的个人问题要解决。因此她问我自杀是否是可辩护的。这导致了一个很长的关于人为什么要自杀的讨论。理由有很多。萨曼莎在她自己的例子中感到她想自杀是因为她害怕失去自我。她感到自己被撕成碎片，他人分得这些碎片；他们以各种方式给她下定义而唯独不让她成为她自己；他们使她感到空虚、不值得做她自己。她发现很难用语言表达那种将要失去自我的感觉。但我告诉她我明白她所说的话：她企图自杀并不是有结束她生命的愿望，而是要企图握住那仅存的一点点自我。对她而言，自杀是拯救她的自我的一种手段。我们俩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对她的自杀企图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这个见解使她不再因为想成为自己而感到愧疚。
我们还讨论了她因为花钱买音乐CD而感到愧疚之感。她说她觉得她应该把钱用来帮助别人。她说她确实感到愧疚，因为她在地球上占了一席之地、呼吸了他人的氧气。这引发了关于什么是一个人权利（包括存在的权利）、关心自己是否是不对的讨论。我们探讨了基督教中的自私之罪及自我牺牲的美德。我提到，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不仅应当关心他人（就像大多数宗教教导的那样），当然尤其应当关心家庭成员，而且关心自己也是必须的。我们一致认为这具有逻辑意义：如果你不关心你自己，你怎么关心其他人？但这导致了哲学家们所称的价值冲突：人们可能在关心他人还是关心自己之间决定哪个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时，面临冲突。萨曼莎关于基督教家庭中女人所应承担的关怀角色的宗教信念问题，引领我们深入到那些她早年就想知道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邪恶的定义、罪的本质，甚至上帝的本质。我们还讨论了，当你的价值与家庭的价值产生冲突时坚持自己的价值是否对的。换句话说，你的价值观凌驾于家庭的价值观之上了吗？总是，从不，还是有时？
在另一次会谈中，萨曼莎向我说，她在春天里是最为悲伤的，她对之感到不解。她认为这可被诊断为季节性情感障碍（SAD）。我要求她回忆一些那些曾经在春天里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她回忆起她的姨妈是在春天里去世的，她的好朋友也是在她最需要她的那年春天离她而远行。我们还发现其他一些在春天发生的事件，其中她由于不喜欢那份工作而辞职了等等。我们都同意，就她的经历而言，春天时节与她消极情绪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令人惊讶。萨曼莎又表达了她在金钱方面的情感冲突。她为没有接受那些她不信任的工作而感到愧疚，因为她当时生活很困窘，急需用钱。问题是，是否从那些不好工作中得到的钱真的能够给她带来快乐，对之我们都不确定。
有句老话说，钱不能给你买来快乐。但是，钱能使你买到你向往已久的车，而这肯定能使你快乐，对这个事实该如何解释？好吧，我们都清楚，当得到车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感觉可能仅仅是临时的和短暂的。这是因为能够用钱买到的东西很少能带来长久的快乐。
当然，我所谈论的关于快乐的许多东西似乎是明显的，因为它们已经被人所熟知了。但是当一个人处于压力与痛苦之中时，他很容易忘记快乐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快乐。他们陷入思考的泥淖之中。“只有得到那辆车我才会快乐”，“只有和那个人结婚我才会快乐”，“只有我的童年重新来过我才会快乐”，这种“只有……才……”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悲伤、无望以及绝望，然后将导致自我评价能力的丧失，对他人封闭自己，让周围的人看起来是一个反社会、不合群或者更糟的人。
大多数的人需要通过得到他人的尊重与关心而获得快乐。但尊重与关心并不能通过买卖得到。此外，有些人得到了别人的极大尊重和关心，但仍然不觉得快乐。为什么？他还需要其他的什么吗？如果你不能直接朝向快乐，又如何到达快乐呢？
哲学的“解答”
在另一次会谈中，萨曼莎告诉我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我之前的来访者和我说了很多治疗师或临床医生为他们所给出的各式各样的诊断。但是萨曼莎得到的诊断却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她告诉我那个令她最不快乐的、最令人沮丧的治疗师告诉她，她觉得萨曼莎被魔鬼附身了。“被魔鬼附身”，这就是她的诊断。萨曼莎说，这个诡异的诊断使她无法与该治疗师谈论生活的意义，或其他相关的论题。自此她再也没去找过那个治疗师了。但是她接着吞吞吐吐的问我，是否我会认为，也许这个诊断是正确的，她的痛苦是否来源于她身体里的某个魔鬼。
这使得我们再次讨论实在性的本质：现实世界是否逻辑地包含可侵入人体的邪恶的魔鬼吗？一些心智疾病会是撒旦造成的吗？我告诉萨曼莎，在哲学咨询中我们从不下诊断，当然也不可能得出魔鬼附身的诊断。因为这不合逻辑。非物质实体占领物质世界并影响由物质构成的人类的生活，这是不可能说得通的，除非以某种宗教的方式。我还向她保证，任何哲学咨询师都很愿意在任何时候与他的顾客讨论生活的意义。
萨曼莎说她父母觉得家庭是唯一能够带来意义的东西。她说由于她现在这个年纪还没结婚，也没孩子，她的父母对她很失望。她又一次解释了她家里的每个人对她的期望有多大。她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有能力的女人，她要顾及到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但是当她的医生针对她的抑郁症进行治疗时，每一个人收到的讯号是她不再是个他们所认为的超人了。悲伤的是，她承认自己脆弱，但这并没有为她带来她所渴望的支持。相反，她所得到的是她父母对她的弱点的失望，和她弟弟妹妹对她无声的谴责。这引发我们讨论谁来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能够自我定义的自主生物么？我们是被社会所建构的吗？抑或是两者的组合？如果我们是一个组合，那么哪个所占的权重大些？我们都同意她需要放弃她的家庭所加于她的不切实际的生活，而以一种更适合的方式自我界定。我告诉她我相信她现在正处于一种转变期，从一个从不说“不”并且始终能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的人，转变到认为照顾自身也是正当的一个人。她指出，她相信，为了成为一个好人，她得随时给他人伸出援手。但是我提醒她，在我们前面的讨论中我们都同意了那些哲学家的说法：作为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人，我们不去用我们的语言和行为伤害别人就已经足够了。不要求我们的言行总是对他人有益。那是对圣人和超级英雄的期望。她说她试着做超级英雄让她太累了。
哲学能够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帮助人的观点并不是新颖。例如，在纪元初年，塞涅卡就写道哲学对人文的意义在于咨询。两千多年前，伊壁鸠鲁将哲学刻画为对灵魂的治疗。希腊语“灵魂”通常被译为“心灵”。所以伊壁鸠鲁的意思就是哲学是对心灵的治疗。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也看到了哲学的这个价值，尽管没有以学术的方式表述。荣格（Karl Jung）于1942年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心理学大会上的致辞中对听众说：“……我们精神治疗师应当是真正的哲学家或哲学医生，或者说，我们已经是了，对之，尽管我们由于我们的工作与大学中哲学的工作之间的强烈对比，而不愿意承认这点。”（荣格 45）。
在咨询中，哲学的一个功能是教给人们可能还没掌握的思维或推理的工具。在哲学中有意图的教导过程得到体现，而不仅仅是解决眼前的问题。爱因斯坦曾经明智地说道，当你的思维导致问题产生时，你不能通过使用这同一思维去解决这个问题。当受到困扰的人们“接受了”新的推理能力，并学会使用它们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依赖专家或医生，快乐出现了。有趣的是，对现今最前沿心理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存在主义疗法、人本主义疗法，甚至精神分析疗法等等——的一个考察发现，他们与病人们互动实践的方法明摆就是哲学的讨论（科雷 1996：170）。这些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发展，那时心理学家是唯一热衷于咨询实践的群体。今天，愿意走出传统学术领域、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哲学家在大量增长。在积极聆听上、将复杂笼统的大问题划归为一个个具体可操作的小问题上、指出不一致、矛盾以及其他推理错误上、提供看待问题的多种视角上，以及提供能够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上，哲学家都有着良好的技巧。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甚至在菲莎河谷大学）努力想成为治疗师和咨询师，他们学习哲学，并且已经将哲学用来帮助别人。
哲学作为咨询或治疗基于四个基本前提：第一，心灵与大脑不同。心灵的内容是命题的，它们包括信念、价值以及假设。它们是一种叙事的结构，或者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概念使用主体其整合行为”的结果（吉莱特 2009：138）；第二，心智问题与生理的大脑的问题不一样：改变人的心灵与改变人的大脑不一样；第三，一个人的信念、价值以及假设可能造成所谓的心智抑郁；第四，好的哲学讨论能够减轻和预防上述心智抑郁。所谓的心智疾病和情绪失调是生活的冲突与难题与相关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假设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疗中好的哲学探讨与理论学术的探讨并不一样。哲学咨询直接处理个人的生活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改变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其他问题需要对导致这些问题的信念、价值以及假设的考察以及替换。在哲学咨询中，快乐的获得是间接的：通过解决那些使人不快乐的问题而实现快乐。
对于那些没有遭受到诊断为特定心智紊乱的痛苦但并不快乐的人，哲学也是有帮助的。例如，有个来访者说他拥有了所有他希望拥有的东西——房子、钱、好工作等等，但他说他很抑郁。他觉得生活空虚、无意义。几次会谈过后我们发现他多年来在经济世界中奋斗，但这对他的生活而言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他一直全神贯注地致力于个人致富的目标，他甚至一直没有考虑结婚。现在他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但是却很孤单；事业成功，但不充实；生活有保障，但自私。我们共同商量，针对他的这种抑郁的“治疗”应当是，他自愿去当地的一个慈善机构为穷人提供食物，以及大量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赤贫的人。这项工作做得很成功，因为他对别人的善意的做法最终带来了两个好结果：他觉得生活有意义多了，并且他在女性自愿者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伴侣。
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谈中，萨曼莎提到她从来就没有想结婚的愿望，她想知道这是否正常。这使有了关于我们的社会中什么是正常的以及为什么是正常的讨论。她以前已经被要求的很多了，她觉得婚姻会对她要求的更多。她又一次提到她怎样被朋友和爱的人所抛弃，同时，她的家庭成员对她生理上、情感上以及精神上的期望过高把她压得喘不过气。她现在决定放弃试图不辜负任何人期望的做法，而试图弄清楚她自己对自己的合理期望是什么。在后来的会谈中，跨度大约几个星期，萨曼莎对“分崩离析”（她自己这样说）的焦虑停止了，然后回到了医院的精神病监护室。她说她感到越来越能掌握自己的生活了，因为她已经开始接受这个事实：她有权利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利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生活。“是的，时刻准备向他人伸出援手固然是好的，”她说，“但是照顾好我自己也是必要的。”但是她说，她仍焦虑，因为她的朋友以及姨妈的死还在困扰着她。我们都想弄明白所谓的“正常”的悲伤过程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认为她的因他人逝去而产生的情感是完全正常的，但同时，对她而言重要的是，不要把悲伤转化为对自己生活价值的怀疑。我们探讨了是谁决定了生活的价值。我们达成共识，也许生命价值并不能用某种宏大的、普遍的公式去表达；我们每个人都有为我们自己评估我们的生活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在哲学中，人生是由自己创造的观点被称作存在主义。我告诉她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这样辩护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让人类塑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即使对那些坚定地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人也是如此，。
哲学是什么？
但是被称为“哲学”这个神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说，哲学是对我们的支撑我们好的价值和真的信念的理由的审视。这些对信念、价值以及假设的审视能够减轻大多数长期的情感问题，也能解决许多认知冲突。在哲学中，我们也由他人审视我们的信念、价值和假设；他人告知我们“应当”相信与重视什么。
这种审视能使我们免于盲从传统、迷信权威或仅仅根据自己的感觉行事。当哲学以这种方式被定义，它可完美地用来治疗所谓的“心智紊乱（Mental disorder）”（如抑郁症和情绪波动）。然而，人们也证明了哲学能够减轻那些被诊断为号称“严重的”心智紊乱患者的痛苦，而这些心智紊乱曾被认为是大脑机能疾病（例如，“临床”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等）。
对治疗结果的研究表明，基于哲学讨论的治疗——临床心理学中称为“对话疗法”（talk therapy）——是最有效果的。它不仅可以解决棘手的难题，而且它对病人有长期效应。[2]再次重申，心智紊乱不是物质构成的大脑的一个机能问题，而是人的心智叙事中的问题、心灵中的命题内容（信念、价值观以及假设）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毫无疑问，对话疗法被证明与药物治疗具有等同的效果，在一些场合下比药物治疗效果更好;且它没有可怕的副作用（弗兰克 1993：129）。
由于哲学讨论是集中在个体身上，而不是集中在所谓的心灵“疾病（illness）”或“失调(disorder)”上，它能有效处理受有多重情感的社会化主体。这意味着，由于我们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使一个人快乐与不快乐的东西可能与他生活的家庭或邻里的信仰或价值发生严重冲突。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群自私的人群中间，而他自己却欣赏慷慨，这会使他产生极度的不快乐感。对家庭和团体的社会信念和价值的哲学检视，对于减轻个人的抑郁和不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哲学咨询不是时间旅行。如果一个人生长的家庭出了问题，如果家庭成员遭遇不适当对待，或者如果家庭中有肉体虐待行为，通过咨询回到过去并“修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我的顾客，我愿意帮助他们实现道德允许的、合理的、可能的任何目标。希望不好的过去能够改变当然是合理的，但却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曾经的经历是痛苦的情况下，咨询如何起作用呢？我再说一遍，过去不可能改变，它是它已经所是。但是一个人关于过去相关的人与事的信念是能够被审视和改变的，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有许多顾客，他们觉得，作为孩子，他们为自己曾受到的不当对待而承担某些责任。我们检视他们关于自己以及他人的信念，看它们是否是有道理。当然，我们经常发现，孩子因他们的父母及其他成年人做得不对而错误指责自己，这种信念会一直跟随他们进入成人期，以自责、羞愧、后悔、自卑等等的形式出现。对过去进行哲学的检视能释放这些他们不应得的痛苦。
在我的哲学咨询的实践中，没有一个顾客说：“我希望你帮我找到快乐。”我所听到的典型的是，“我不快乐，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能很自然的认为这个人希望变得快乐，但快乐却从未明确表达成他的目标。他们所希望的是从不快乐中逃离出来。他们认为——这样想也是正确的——当不快乐消失之后，他们又找回了从前享受到的快乐。
结论
总之，快乐是个体当他感觉他的内部和外部事态都是积极可接受的时候，所经验到的一种正常的情感状态。快乐与不快乐都是生活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结果。这些转而影响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价值、信念以及假设。价值、信念和假设都是心灵的状态，它们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实体。这就是为什么心理治疗药物可以减缓情感上的痛苦，但却不能引发快乐的原因。当个体不快乐的时候，基于哲学的咨询能够很有帮助。在菲莎河谷大学，我们有一个项目：学生受到哲学教育与哲学咨询训练，以帮助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找到快乐。
在最后一次会谈中，萨曼莎告诉我，当一个老朋友告诉她她可能在余生中都会受到抑郁症持续的困扰时，她很不高兴。萨曼莎说，她告诉她的朋友们当他们说抑郁症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时，他们错了。她指出，她已经在前几个会谈时不再抑郁了，并且后四个月的哲学咨询使她能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她说，她不再把自己当做他人虐待下的受害者，被去世的人所抛弃的人，或是一个永不辜负家庭成员高期望的女强人。她已决定继续深造，准备拿她向往已久的大学学位。
在我们正式的哲学咨询会谈结束后，萨曼莎仍旧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和我保持了一年的联系。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在那一年中，她给我的所有消息中都表达着她的快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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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为作者应本人之约而写，中文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作者介绍：彼特•拉伯（1949-），男，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哲学教授，是北美哲学咨询的早期实践者。他不仅从事哲学咨询工作，还在菲沙河谷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实践课程，可以说集哲学咨询理论与哲学咨询实践于一身。
[2]对CBT作为针对抑郁症、社交恐惧症、强迫症、惊恐性障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最好疗法的详述参见《病理焦虑：病因与治疗中的情绪过程》，Barbara Olasov Rothbaum编著，纽约：Guilford出版社，2006年，第123、132、143、160、204、208、254页。同时参见杰拉德.科雷的《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第5版），Pacific Grove：布鲁克斯/科尔出版，1996年，第170页。原文意大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