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的产生

　　在二十世纪，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发现了“群体治疗”的双面效益。首先，个体与一个小群体相关联的方式跟他与社会这个大群体相关联的方式是类似的，他在这个较小但是可控性更强的场景中将会把他的人际习惯再次展现出来，因而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识别问题本身。其次，群体在个体上面施加了一个(令人惊讶的) 有益影响，它在许多情况下产生矫正和治疗的效果。

　　二十世纪也同样见证了群体哲学的再现，它极大地拓展了群体中个体咨询的广度与深度，这进而又促进了对概念的深度澄清并且增强了对它的理解。群体建导与哲学践行的首要使命相一致，它是教育性的而不是治疗性的。

　　非正式建导是由萨奥特( Marc Sautet) 所开创，他以前是巴黎索邦大学的哲学教授。萨奥特对令人窒息的学院官僚主义和类似于修道院那样与世隔绝的学院哲学不再抱有幻想，他在 巴黎开了灯塔咖啡馆( Café des Phares) ，将哲学重新推回广场，在这里公众可以与他进行哲学探讨。萨奥特推动了哲学咖啡馆的国际性激增，将学术圈以外的人重新与哲学讨论联结在一起，并且恢复了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正式的建导由尼尔森的设想所开创，并且使用苏格拉底对话的方法。这种正式建导在德国被赫克曼进一步发展，在荷兰被凯索斯发展。尼尔森式苏格拉底对话法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开来，在学校、医院、监狱、公司以及政府机构和部门被使用。学习柏拉图对话录使我们成为哲学的旁观者，参与苏格拉底对话则使我们成为哲学家。尼尔森的方法有很多变体，它是如此坚实稳固以至于超越文化差异在许多不同群体中斩获累累硕果。

　　正如在“什么是希望”这个问题里，尼尔森式苏格拉底对话的效果通过实例表现得很清楚。经过独自反思，霍布斯回答说 : “希望就是你强烈想要获得某种东西的欲望” 。叔本华处于一种更加悲观的孤独之中，他写道“希望是你混淆了你对某件事情的期望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的概率” 。而在由六个哲学外行所组成的一个群体里，在进行苏格拉底对话的两天里，他们仔细思考每个人的真实生活中关于希望的经验例子，他们得到的答案是 : “希望是始终对自己偏好的结果抱有期待，而且这种期待不与自己当下的生活经验相矛盾。”

　　（参考资料：娄·马里诺夫( Lou Marinoff)《哲学践行及其在东亚的再现》，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5月）

工作坊的形式

 　　法国哲学家Marc Sautet开创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这是一种规律且一致的方法，并以哲学论证为支撑，后来这种方法变成了大众所知的咖啡馆哲学或哲学咖啡馆运动。

    Sautet被阿亨巴赫的私人哲学实践启发，在1992年创立了哲学会议厅，然而却鲜有人对他的哲学会议厅感兴趣。偶来灵感，他将哲学践行带入到法国人偏爱的地方：咖啡馆。从Sautet的第一个哲学咖啡馆在巴黎开始以后，哲学咖啡馆就在全世界流行起来。

    哲学家询问咖啡馆访客想要讨论那些主题，从这些主题中，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或更多个主题。讨论开始时，没有指定任何预设的目标、方法或讨论目的。哲学家可以用问问题或者给予哲学解释来促进讨论，但基本上他的任务也就是做个讨论促进者。

    哲学咖啡馆流行起来以后，各种Sautet咖啡馆的变形开始发展：1、哲学家先作一场演讲，接下来是讨论。2、哲学家列出一些大家选择要讨论的主题。3、哲学家提出一个讨论主题，然后引导团体讨论，对于特定主题有达到一致意见的企图。

    另一个大众哲学的新产品是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圣玛丽大学的哲学家Peter March的购物中心与开放式公园构想。March同情地研究他在公共场所遇到的人们的哲学，目的是要了解哲学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March主张：“哲学的新观点会鼓励年轻哲学家和耶稣会会员一起思考，但跟圣方济会修士一起行走；他们必须坚持自己主体的种子，挥别冬眠，踏出学院安全的仓库。”我们需要新类型的哲学家来发展本土哲学；在辩论中学院式的严厉必须被抛到后面。只有温和的哲学家能促进人们诞生自己的思想。

　　（参考资料：Shlomlt C. Schuster,《哲学诊治：咨商和心理治疗的另类途径》，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工作坊式主题化咨询是一种需要哲学家参与（引导但不主导）的大众化哲学咨询形式，可以在咖啡馆、茶馆、图书馆、购物中心等场所，围绕一个或几个大家感兴趣的主题，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沙龙和读书会。

服务对象

　　对某个主题感兴趣或者是有较深关切的个人，他们以轻松的方式集合在一起，在一个引导者的组织下畅所欲言，相互启发，最后就这个主题获得深刻性的理解或者现实性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