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治疗:从现象学到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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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治疗:从现象学到佛学



  [提要]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进步不是全面的进步,而主要是物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即物力的进步。但掌控物力的心力,并没有发生同等的进步。心力进步追不上物力进步的速度,从而导致了种种现代病的发生。西方的思想家们主张用西方哲学与宗教去制约由物力进步而膨胀起来的物质欲望与失德行为,并去治疗本质上为心病的现代病。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比西方哲学与宗教更好的心药,即佛教。因为现代病的根源是我执与法执,而只有彻底破除这两种执着,现代病才能得到根除。

  [关键词] 佛法;现代病;道德;真理



  按照进化主义的观点,人类由原始社会迈入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个所谓的“进步”概念是很值得考察的。今天的人们,总是依据考古学家们发掘出来的文物,去想象原始人和古代人的生活。但人们能够断定的主要是由工具改进所带来的物质产品的丰富,即生产力的进步。这种进步属于物力的进步,并不必然包含心力的进步。换言之,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是与现代相对的原始时代与古代在物力上的进步,而不能确定心力上的进步。事实上,我们反而发现现代人的心力是退步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背后的推动力是欲望的快速膨胀。如果从欲望的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现代人是优越于原始人和古代人的。

 

  事实上,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心灵的安宁感、幸福感并没有相应的增进。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处于焦虑、抑郁、躁狂当中。现代人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现代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病呢?佛教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这就是本文想要去探索的问题。这种探索,也是当今中国哲学治疗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一、由疾病到现代病


本文所指的现代病,不同于通常医学意义上的疾病(disease),而是一种哲学、精神病理学与佛教文化意义上的疾病,尽管它们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或者说是相互影响着。通常来说,医学疾病就是具有特定症状与体征的、有机体结构或功能的异常。[1]医学疾病还可以再分为组织疾病(organic disease)与精神疾病(mental disorder)。组织疾病是由物理或生理原因导致的身体组织或器官的疾病。较为常见的组织疾病包括: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和营养代谢系统疾病、泌尿和生殖系病、神经病。

 

  “精神疾病是个体认识、情绪调节中,以临床重大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或反映了在精神功能背后的心理、生物或发育进程失能的行为。精神疾病通常与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活动的显著压力或残疾相关联。对普遍压力或损失(例如对亲人的死亡)的预期或文化认可的反应,不是精神疾病。社会偏差行为(例如政治的、宗教的或性的偏差行为),以及主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精神疾病,除非这种偏差或冲突是由上述个体功能障碍引起的。”[2](P.20)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s)、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s)、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s)、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s)等。精神疾病问题既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中国当下十分突出的问题。根据中国卫生计生委2011年统计,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3]

 

  本文所指的现代病,较为接近精神疾病,但涵盖了比精神疾病更大的范围。换言之,现代病不仅包括了精神疾病,还包括了目前既没有被纳入组织疾病、也没有被纳入精神疾病的异常。如果不涉及哲学与佛教文化,那么现代病的范围与精神疾病是吻合的。但从哲学与佛教的角度来看,很多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或者说很少受到严肃反思的行为、思想紊乱,也属于疾病。

 

二、西方哲学与中国佛教对现代病的思考


  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西方文明(欧洲、美国以及欧美化的国家,如日本、以色列等)的迅速崛起与占据统治性地位。这使得人们经常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西方文明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对以往的传统文明国家,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相关情况可参看亚洲、南美洲、非洲的近现代史)。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出现了很多惨绝人寰的事情,如纳粹的种族屠杀、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运用、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恐怖主义袭击等。这些事情的出现,使欧洲的哲学家们开始深入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缺陷或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病。

 

  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现象学)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科学的内在缺陷,造成了欧洲人的根本危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了其对生活的意义……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4](P.15-16)当人们生活于这样一个由虚幻的繁荣及痛苦的失望构成的世界中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现代病。

 

  因为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同时,精神科学却没有相应的发展,或者说自然科学的过度膨胀,抑制了精神科学的发展。这使得欧洲文明在物力上有巨大进步的同时,心力却没有相应的进步。现象学家胡塞尔的治疗方案是:将重点放到精神科学或者人的内心当中。“只有当精神从朴素地面向外部而反转回自己本身,并且停留于自己本身,纯粹停留于自己本身之时,它才能使自己感到满意。”[4](P.402)

 

  胡塞尔没有机会充分地了解佛教,只是通过卡尔·诺曼(Karl Eugen Neumann)所翻译的巴利语佛经片段,知道了一些佛教的思想,并对佛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佛教显然是关于心灵净化与祥和的一种最崇高的宗教-伦理方法,它以一种内在一致性去思量和践行,达到一种几乎无可比拟的能量与高贵心境。只有我们欧洲文化中最高的哲学与宗教精神才能和佛教相比。”[5]因此,胡塞尔并没有到佛教中去寻找欧洲危机的解药,而是倡议用他的先验现象学去克服科学的弊病与欧洲人的生活危机。

 

  瑞士哲学家与精神病理学家宾斯旺格(Ludwig Binswanger)明确地指出现代世界的缺陷是精神疾病发生的根源:“由非灵性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力量所支配的外在世界,不能为现代人提供支持。”[6](P.92)精神疾病象征着现代人的一般困境,现代人缺乏在社会中实现自身意义的共同网络,而只能求助于单子式的主体性。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现代世界,不能让现代人找到真正的自我。

 

  相较之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内向性,宾斯旺格的此在分析更强调世界性,即精神疾病总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精神病人(如躁狂症患者、精神分裂患者、抑郁症患者等),是现代社会危机或者说现代病的极端形式。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精神疾病的根源在于:患者是以一种非本真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中,或者说患者不能去做一个真正的自我,而只能屈从于外部力量。[7](P.355-357)“沉沦(Verfallen)……消散于……多半有消失在常人的公众意见中这一特性……非本真状态不是指不再在世之类。它倒恰恰构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在世,这种在世的存在完全被世界以及被在常人中的他人共同存在所掳获。”[8](P.175-176)在宾斯旺格看来,躁狂症患者就是涣散的、失落的、沉沦的现代自我的一种表现。因此,精神病人不只是病理实体,也是碎片化的现代自我的极端案例,它表现这种现代危机:即现代人不能在现代世界的空洞外部实在中找到真实。

 

  中国的佛学家们也反思了中国人的现代病。太虚法师曾经概括了当时中国人的八个通病:混沌、侥幸、懒惰、怯懦、顽傲、昏乱、厌倦、贪狠:“窃国人第一大病,乃在混沌……于一切心境,皆以不解解不了了之混沌、恍惚为第一义谛……第二通病,乃在侥幸……常乘机取巧以贪便宜,祈福禳祸以工趋避,但冀不为而得,不作而获,以图一旦之侥幸。……第三通病,乃在懒惰。既专望侥幸而获,则懒惰乃势所必至,种种取名弋利之法,殆无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者。……第四通病,乃在怯懦。懒惰沿习,不惟于德能无所增进,必将损其本能本德而怯懦成性……第五通病,乃在顽傲。……纵有胜善,亦不能勤勇求益,改造创作,则势必至于顽劣媕陋,而对于其余之优越者,强以色厉内荏之虚骄傲气临之……第六通病,乃在昏乱……既失其藉以自固之圉,而以混沌、侥幸、懒惰、怯懦、顽陋之头脑,大受外来强有力潮流之打击,其安能不头昏眼花手忙脚乱乎……第七通病,乃在厌倦……如白云苍狗一般,刻刻变换,不可执捉,徙奋勤劳,空无实效。入世求冶,不胜烦恼之困;出世学道,又为邪见所误。于是吃吃困困,游游荡荡,一切厌倦,毫无远志……第八通病,乃在贪狠……只图目前之快意,以遂财色权荣之欲,不管如何害民、害国、害家、害友,甚至不顾体面,不恤名誉,皆能下得狠心以为之。”[9](P.45-49)这八大通病,可说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内在原因。

 

  另一位佛学家王恩洋认为,现代病的出现与现代科学及哲学中的物质主义、怀疑主义、独断主义有紧密的联系。科学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但狭隘的实证主义世界观却消解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与独断主义(罗素、柏格森等),不仅不能弥补科学的弊端,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的我执。人类在科技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人类的智慧没有取得相应的进步,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智能未发育完全的人,却掌握了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武器,由此就产生了现代性的危机与现代病。“又复加以科学发达以来,工业进步,一面杀人之具既精,一面贫富之差日远;由兹怨毒潜伏,苦多乐少,抑郁愤慨之气充满人心;社会人群既无可卵生,从而主张破坏、主张断灭,机势既顺奔壡朝东是!故吾谓二氏之后,必有风行一时之虚无、破坏、断灭派出世也。”[10](.P17-18)

 

  综上所述,不论是西方的哲学家、还是中国的佛学家,都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重大的心灵危机,而现代人患上了现代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代的医疗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医学主要针对的是生理与心理上的疾病,而现代病超越了生理与心理的层次。简而言之,现代病是人心的疾病,即比生理与心理更为深层的疾病。

 

  自20世纪初以来就产生的现代病,如今采取了更为新式的形式。它们主要有以下三大表现:


  (1)焦虑的漫延。形式各异的焦虑感,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众多的企业家是在中国拥有巨额财富的一个阶层,物质上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但他们也焦虑不安、没有安全感,很多甚至移民海外。[11]近年来,“高考工厂”(毛坦厂、衡水中学等)、民办中小学入学难(“就怕输在起跑线上”)、“学而思”等校外辅导机构的红火,都反映了社会中层与底层民众不断上升的焦虑情绪。[12]

 

  (2)互害型文化的散播。互害型文化或社会是近年来网络上的一个新兴词汇,最初指的是食品领域中的不良商人,在害人的同时也被人害,或者说,施害者也是被害者。那些生产三聚氰胺奶粉、农药超标蔬菜、毒大米、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的人,同样处于整个害与被害的链条之中,即使避开了自己生产的有毒食品,但无法逃脱他人生产的有毒食品。[13]互害型文化在食品领域中的盛行,迫使一些国人不得不转向国外市场去购买奶粉。“海淘”成为国人挣脱互害链条的一种方式。为了应对国人对香港奶粉的大量购买,香港甚至出台了奶粉的“限带限购令”。[14]更可怕的,互害型文化逐渐从食品领域扩散到了其他领域(包括教育、医疗等领域)。学生伤害老师、老师侵害学生、病人杀伤医生等新闻频频曝光,令人十分痛心。

 

  (3)道德的麻木。近来,围绕共享单车等新事物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充分折射了当下公民道德素养的缺失。共享单车屡遭“不幸”,有的被拆零部件、遮盖车牌、刮涂二维码;有的被私自上锁,占为己有;还有的被挂在树上、扔进河里、卖进废品收购站……很难想象,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竟会出现这样的道德乱象。

 

  综合当代中国的国情,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人的确富起来了,但是有钱不意味着有道德,而科学技术也不生产伦理道德。中国在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不能只注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制度,还要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意对中国人现代病的防治。事实上,现代病的本质是心病,而对它的治疗,包括了哲学与佛学的维度。

 

三、现代病的佛教哲学分析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然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有道德的支撑:“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16](P.4)在他看来,新教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德基石:珍惜时间、信用、投资、谨慎、节俭、诚实、责任感等。另外,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提出用“看不见的手”去调控经济活动(自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了由宗教提供的道德约束的重要性:“我以为,造物主是使我们希望、宗教也准许我们期待这种罪行甚至在来世受到惩罚。……公正的神还是需要的……在每一种宗教和世人见过的每一种迷信中,都有一个地狱和一个天堂,前者是为惩罚恶者而提供的地方,后者是为报答正义者而提供的地方。”[17](P.113)这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十分重视由宗教提供的道德约束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制衡以及现代病的治疗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法制等的引进与学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西方那样,也用基督教等宗教道德去进行相应的制衡。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有源远流长的宗教文化资源。2017年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反应了传统文化对现代病的意义。在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佛教是极其宝贵的资源。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在现代病的防治中,我们应该注意发挥中国佛教的积极作用。佛教与心病治疗的结合,也是将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近来在心理治疗领域中十分热门的正念治疗,实际上就源于佛教。为什么佛教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将从佛教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病的成因及治疗方法。

 

  当前的医学认为,疾病的主要根源包括生理学(基因、神经结构等)、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等)、现象学(意识)层次上的原因。然而,现代病明显不同于一般的躯体疾病(但现代病会导致躯体疾病),也不同于通常的精神疾病。本文所指的现代病,指的是包括精神疾病在内的心病。因此,现代病的根源在于心,换言之,在于内心认识的错误,即“无明”。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现代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贪、嗔、痴、慢、疑五毒。正是由于这五毒的炽盛,才会出现种种的现代病:焦虑、互害、道德麻木等。心理治疗、一般的道德法则、法律等手段,能够解决一部分现代病的表层问题,但无法切断现代病的根源。只要贪、嗔、痴、慢、疑五毒不清除,那么现代病就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现代文明。

 

  事实上,佛教的创始者释伽牟尼就致力于做一个治疗心病的“医王”。“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瞋恚、愚痴、骄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其心闷乱,下痢哕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胀,颠狂干消,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诸佛世尊悉无复有。”[18](P.172a)如果四毒箭不拔出,人的心病就不会断根。

 

  除了四毒箭,佛教还说到了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烦恼障者,贪欲、瞋恚、愚痴、忿怒、缠盖、焦恼、嫉妒、悭吝、奸诈、谀谄、无惭无愧,慢、慢慢、大慢、不如慢、增上慢、我慢、邪慢、憍慢,放逸贡高,怼恨诤讼,邪命谄媚,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有恭敬,不随教诲,亲近恶友,贪利无厌,缠缚难解,欲于恶欲,贪于恶贪,身见、有见及以无见,频申喜睡,欠呿不乐,贪嗜饮食,其心簦瞢,心缘异想,不善思惟,身口多恶,好喜多语,诸根闇钝,发言多虚,常为欲觉、恚觉、害觉之所覆盖。是名烦恼障。业障者,五无间罪重恶之病。报障者,生在地狱、畜生、饿鬼,诽谤正法,及一阐提,是名报障。如是三障名为大病。”[18](P.178b)现代病就是其中的烦恼障和业障导致的疾病。

 

  在释迦牟尼那里接受心病治疗的一个著名患者是王舍城的阿阇世王。阿阇世王性格十分暴躁,并喜欢杀戮。他在杀死自己的父亲频婆娑罗王后,感到非常后悔。极度的焦虑情绪,使他遍体生疮。他的母亲韦提希用各种药物为他进行治疗,结果不但没有转好,反而加重了病情。因此,阿阇世王自己也觉得这是由心病而引起的疾病,不是通常的医药所能治疗的。当时王舍城的名医耆婆前往探视。他建议阿阇世王到释伽牟尼那里去接受治疗。

 

  释迦牟尼为阿阇世王开出的药方就是破除我执与法执,通达我法二空。我空的意思就是:常恒不变、具有主宰作用的自我(或者说灵魂)是不存在的。一般的人认为,我有我的自我,他人有他人的自我,因此我与他人之间就会发生竞争、冲突。尽管我与他人之间也有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也是为了与另外的他人去竞争),但在社会竞争中,我与他人更多地是在进行一个零和游戏,即他人的胜利,意味着我的失败。这种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是人生痛苦的一个根源。佛教认为,解决这种冲突的根本方法是:要认识到这个“我”其实是虚幻的。在破除“我”之后,人生的痛苦就失去了承载者,从而也会瓦解。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轮回之中并不存在一个“我”,那么人们就可以摆脱对于轮回痛苦的恐惧(这是阿阇世王的一个病因,因为他害怕在下一世进入到地狱中)。

 

  法空的意思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是虚妄分别的假相。法就是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现象,包括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尘、十八界等。法也指一般人所执著的外境。佛教认为,外境如幻、如化、如热时炎、如乾闼婆城。一方面,一切法都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没有独立自存的自性。另一方面,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投射出来的虚幻影像,而且进行分辨的主体“识”,也是刹那生灭的。阿阇世王的心病在于:他把外境中的一切事件都当作是真实的——他杀了父亲,他犯了重罪,因此他会下地狱。“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譬如山间响声,愚痴之人谓之实声,有智之人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有怨,诈来亲附,愚痴之人谓为实亲,智者了达,乃知虚诈;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大王,如人执镜自见面像,愚痴之人谓为真面,智者了达,知其非真;杀亦如是,凡夫谓实,诸佛世尊知其非真。”[18](P.185a)

 

  释伽牟尼的治疗效果非常好。阿阇世王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我空与法空的道理,即使我真的下了地狱,我也不会感到痛苦;因为我现在知道:作为轮回主体的我,是不存在的;既然一切法都是虚幻的,那么地狱也是虚幻的。由此,阿阇世王彻底摆脱了对于来世命运的恐惧。“世尊,若我审能破坏众生诸恶心者,使我常在阿鼻地狱,无量劫中为诸众生受大苦恼不以为苦。”[18](P.22c)

 

结语


  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资料极度丰富的社会,但也是一个物质诱惑极大、竞争压力极大的社会。主导的、未经反思的成功标准是: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等。这种成功标准的基础是我执与法执。按照这种成功标准去做人、做事,必然地会发生大量的自我与他人的矛盾、自我与世界的矛盾、自我与自我的矛盾,从而导致现代病。源于印度、但又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哲学,不是一种个人的神秘体悟,而是一种针对人生与社会现实病症的治疗方案。当今中国的心理治疗,主导的方法是来自西方的精神分析。但正如张天布、徐钓等有识之士已经看到的,针对中国人的心理治疗,应该与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当下由国外传入的、十分热门的“正念”治疗,本身就是一个源于中国佛教文化的方法。另外,从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汲取哲学治疗的资源,也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文化自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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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大般涅槃经现病品第十八[A]//大藏经(第12册)[Z].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子课题“欧洲思想文化与中欧文明交流互鉴”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献军,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哲学治疗学与佛教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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