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

　　“我发誓——以我的生命和爱情的名义——绝不会为了别的男人而活，也不会让别的男人为了我而活。”——艾因·兰德

　　“我的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用任何方式检验精神……看它产生的是纯粹的影像、假象，还是真正的精神产物。”——柏拉图

　　没有什么联系是完美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辛勤的维护是让任何联系长久的关键。婚姻或任何既定联系结束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会迫使你在放弃联系之前尽最大努力维护它。然而在许多联系中，维护失败或过于片面，也会导致联系纽带断裂。界定维护的范围是处于一段联系中的任务之一。一旦处于或超过这个界限，哲学家会有许多建议给你，告诉你该如何做。

一、珍妮特的问题

　　珍妮特落入了个人、情感和哲学危机，因此求助于哲学咨询。她和丈夫鲍勃之间的婚姻“越来越不幸福，从而走向离婚的边缘”。她在想今晚是回家还是在周末旅馆里度过。如果在旅馆的话，她就能好好想想是不是要永远地离开他。他们都是成功的专业人士。他们商定不要小孩。他们住在海滩边一所漂亮的房子里面，他们的工资加起来能够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

　　根据珍妮特的讲述，鲍勃是一个极难伺候的人，但他还是倾其所有地为他付出。她在长时间工作之后还要照顾家庭。她非常讲究地打扮，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工作，还要认真地选择流行的衣服以衬托其苗条的身材。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发生争吵，事无大小，都是由她做出让步。她对意大利之旅心驰神往，但鲍勃选择去巴巴多斯岛海滩度假两周——她就按鲍勃的意思安排行程。在她有机会获得晋升但需要搬到别的城市时，由于鲍勃不愿意搬家，她就不得不放弃机会。她晚餐想吃日本料理时，鲍勃却想吃意大利菜——于是他们就去吃意大利菜。

　　然而珍妮特付出的越多，鲍勃却变得越挑剔。她为鲍勃做的越多，越得不到欣赏。它觉得婚姻正在瓦解。他抱怨在巴巴多斯岛什么也不能做；他批评珍妮特事业上缺乏报复；他不喜欢她的新发型；他认为珍妮特请的女佣没有将他的衬衣叠好——看上去珍妮特没有一件事是做对的。

　　但珍妮特还是无法确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她应该离开鲍勃吗？珍妮特在快要讲完她的情况时告诉咨询师，她的第一次婚姻已经失败了，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没能挽救那次联系。她觉得现在有一次处于不幸福的联系之中，害怕婚姻有一次失败。她不想两次都做失败者，并发誓绝不会两次犯同样的错误。

　　珍妮特在第一次离婚以及与鲍勃的关系恶化时都接受过治疗。尽管她现在已经看清了她与父亲的联系是如何影响她和第一任丈夫的联系的，但她还是不知道现在改如何处理与鲍勃之间的关系。她最近咨询的一个精神病医师给她开出了一份抗抑郁处方，但由于这个药没有怎么改变她的情绪，所以吃完后就没有再吃了。

　　她和鲍勃甚至一起接受过简短的婚姻咨询。顾问建议他们采取一些新的交流和协商办法，但鲍勃一走出咨询室就对这些建议嗤之以鼻。珍妮特觉得他们之间不存在沟通问题，但她还是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鲍勃在咨询了几天之后就不愿意再去了，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珍妮特觉得离婚之后所做的心理治疗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帮助，也没有为她处理现在的情况提供任何帮助。因此，当听说有关哲学咨询的问题时，就立即预约了哲学咨询的时间。珍妮特在决定是否离开鲍勃的那天下午，和哲学咨询师进行了第一次交流。她知道自己处于危机情况当中，但无法看清前面的道路。

　　在提供咨询服务之前，哲学咨询师都会评估来访者是否合适哲学的治疗方法。哲学咨询非常适用于珍妮特的情况。她不但能够自我控制，她还工作状态良好，晚上睡眠充足，并能够按照惯常的方式完成日常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在日常生活陷入极端苦恼或功能紊乱的人，需要去看内科医生或者精神病医师，以获得暂时的药物治疗，之后再去寻找哲学咨询师的帮助。

将自私做为一种美德

　　哲学咨询师和珍妮特谈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艾因·兰德提出的有关利己主义的观点。虽然珍妮特从来没有读过《源泉》或《阿特拉斯耸耸肩》，但她承认自己现在的无私会给自己带来伤害。虽然她以自己信奉的利他主义为骄傲，但她也同意兰德的观点，认为只有先确保自己才能真正地帮助他人。如果珍妮特认为自己为这一婚姻已经付出的够多了，但鲍勃没有任何回应，也没有任何回应的可能，那么兰德会建议珍妮特以离开这一联系的方式来维护和保护自己。根据兰德的观点，如果情感投资没有任何回报——实际上还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就应该减少损失，你还可以将情感投资到其它地方。

　　兰德通常和自由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并因其对理性和才智的重视而著名。但不止是她一个人主张利己主义的价值和道德。佛教中的大乘佛教传统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获得教化。在你获得教化之后，应该回来帮助其他人达到同样的目标。在你帮助他人了解这一教义之前，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如果自私源自明智的利己，那么它就成了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如果自私源自虚荣心、自负或自恋，那么它就成了一股破坏性的力量。

　　这些思想深深打动了珍妮特。作为一个职业妇女，她非常了解逻辑和直接推理的价值，也知道直觉的重要性。她意识到，自己可以以理智和直觉两种方式处理婚姻问题，而且结果也很可能一样。哲学咨询师虽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来访者，但有责任激励他们的利己观。对于珍妮特来说，在她早期接受的所有治疗当中缺失了一部分。她不想要别人告诉她做什么，但她确实需要别人指导她采取具体的措施，而不是写满“有趣……继续”字样的黑板或墙壁。

　　根据她的情况，咨询师建议为她提供进一步的哲学咨询，解决她关于父亲和第一次婚姻的问题。咨询师觉得如果珍妮特不能消除自己背负的心理负担的h话，那么在将来的联系中她还可能会冒险采取同样的处理模式。在自省人生中，你应该观察自己缺少什么以及有什么。珍妮特意识到她在生活的一些领域缺乏人际决断力，需要自己决定如何解决过去没有结果的联系。这样一来，她就能够自由地认识知我，并保证她未来能获得富有成效的联系。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她需要过好现在的生活，而不是重温失败的过去。

　　咨询师告诉珍妮特，其实许多人有着与珍妮特相同的想法，这让她获得了些许安慰。她觉得自己为婚姻付出太多，除了批评和 不幸福之外获得的太少，为此感到不舒服。虽然她还是不确定是否找到可承受的底线，但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将这一问题划分为建设性自私和破坏性自私两个方面，并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伟大思想家也有同样的见解。

“平静过程”

　　下面用“平静过程”来分析珍妮特的问题。

　　１、问题：面对即将破碎的婚姻，珍妮特需要决定当晚是否回家，并试图纠正要求过多的丈夫的行为，或者周末在酒店订房间，仔细考虑一下。

　　２、情感：珍妮特一想到回家就感到沮丧、绝望和生气。她知道即使真心尝试也无法真正取悦鲍勃。她很难在事业成功和婚姻失败之间找到心理平衡。但想到要到宾馆定房间，珍妮特同样感到害怕和绝望。这可能标志着她的第二次婚姻的结束；她的第一次婚姻已经由于类似的原因而失败。她不想背上婚姻不长久的坏名声。

　　３、分析：在交谈时，珍妮特向我解释道，她的父母都很轻视她，尤其是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可或赞赏过她。久而久之，她觉得自己不配获得父亲的爱，从还提时期开始，就觉得父亲之所以不疼爱她，主要是因为她自己有明显的缺点。有哲学咨询师将这种错误的信念成为患者自身的“病理”：它剥夺了人们获得成功的能力，反而让其失败得以自我实现。珍妮特的病理就是“我不配得到父亲的爱”。在随后的婚姻中就演变为“我不配获得丈夫的爱”。她的这种病理注定让她嫁错男人，不但如此，她还会在婚姻失败时指责自己。她陷入了自己设计的陷阱。珍妮特左右为难——回家或者预订宾馆——都可能加重这一病理：无论哪种方式，她都无法获得丈夫的爱，所以也就只能说她自己不配获得丈夫的爱。

　　正如柏拉图在对话录《西伊提特斯》中描述的那样，苏格拉底就是发挥了哲学助产士的作用。我们都怀有许多观点，需要助产士将它们带到人间。哲学助产士能够帮助人们辩别自己已有的观点以及那些假装成他们的观点却实际有害的冒充者（像病理一样）。

　　４、沉思：承认关于自己的假的和破坏性的信念是一件事；用真实和建设性的信念取代它又是另一件事。一般而言，人们无法单纯通过再构思来颠覆已经根深蒂固的信念。经历可以强化病理。颠覆信念的唯一方式是积累不同的经历品质——在关于自己的建设性信念的指导下——一砖一瓦地用自我肯定取代自我毁灭的大厦。这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能够完成。珍妮特需要将自己的 病理转变为相信“我配得上获得父亲的爱，父亲只是出于自己的原因不能疼爱我而已”。这样的信念可以转化为“我配得上获得丈夫的爱，我必须找到一个爱我的丈夫”。

　　持有这样的观点之后，珍妮特可以去吸引一个愿意并确实爱她的丈夫。但迈出第一步确实很难，这需要勇气。这一病理伪装为你的老朋友，摒弃它就像是在抛弃这个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它是你最大的敌人。如果想过上美满的生活，就必须将它抛弃。

　　５、均衡：珍妮特现在了解到，她想住宾馆的冲动是一种自我保护，而且自己值得进行这样的保护。一个人独处，周围没有人鼓励她，也没有人和她说泄气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她可以享受孤独给她带来的均衡感，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价值——最后能够找到认可她的价值的人。

　　虽然持久的婚姻对双方都是最好的选择，但有时候也可以出于正确的理由而离婚，而不必和错误的人继续维持婚姻。如果你开始用哲学的方式来发现自己，你的生活也会随之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会让你感到不安，但需要勇气和决心度过这一过程。这种哲学成长也会为你带来哲学上的自我满足感，让你做回真正的自己。

　　珍妮特的故事和诺拉的故事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诺拉是前面提到的在丈夫的反对下想要完成学业的一位女性。她们的两个丈夫都是挑剔和苛求的人，无论她们付出多大的努力，她们的丈夫都觉得不满意。不同的结果说明了不同的哲学解决方法是如何根据相关人适用于类似的问题的。人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哲学观。即使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哪两个人会对同样的事情做出相同的反应。

二、拉里的问题

　　拉里也在为可能结束的联系而苦恼。他和卡罗尔结婚已经接近二十五年，他们的两个孩子皆已成年。这些年来，她对妻子一直很忠诚。他们为彼此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形成的和睦关系而骄傲。他们在事业上都很出色，虽然卡罗尔多年以来都在家带孩子，而且为了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做的大多都是兼职。拉里尊重他的妻子，但现在他们成了空巢老人，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共同点了。

　　事实上，当拉里想要和卡罗尔认真地谈一下对彼此的承诺时，她说不想听他在这个问题上长篇大论地讲个没完，还建议花钱雇人听他唠叨。对话是维护爱情联系的一部分，卡罗尔的回应说明他们之间联系的这一关键因素已经瓦解。家不仅是心灵的归宿、接纳你的地方；作为家人还应对你所说的一切感兴趣——毫无隐藏动机的单纯关心，因为是你而重视你。

　　拉里没有去看过精神病医师或心理学家，甚至听到长期治疗的建议就烦。他在妻子的建议下进行哲学咨询，只是想找人讨论一下问题，看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妻子。他明确地告诉咨询师他不想讨论自己的感情问题——更不用说他的童年或行为方式。他想让哲学咨询师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世界观（即，他的个人哲学），并检查他的选择，以确定他所采取的行为符合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

　　拉里和卡罗尔都是有原则和忠诚的人，他们都将自己视作严肃伦理框架内的两个成员。他们不是宗教人士，但他们制定了自己的道德规范，并遵守这一规范。拉里现在觉得，选择结束（离婚）并不符合他的原则（因为他将婚姻视作终生的承诺），他在问自己是不是到了应该改变他奉为绝对真理的规则的时候了。如果盲目遵守规则开始给自己造成伤害，那么是时候改变这一规则了。

　　婚姻就像“至死不渝”的结婚誓言所说的那样，是一生的事情。但假设你在蜜月之后发现，你的结婚对象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虐待狂，那么你就受到了欺骗和伤害，甚至一生都被毁了。在这种情况下，坚守婚姻的誓言很可能对你造成更多的伤害，因此此时还不如毁约。现在我们举一个家庭琐事的例子。你要是和兄弟或密友发生了争吵，会发誓说：“我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但不久之后，你会真的想念他，他也会想念你。坚守永远不和他说话的誓言可能对你造成更多的伤害，还不如毁约。想清楚之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拉里就介于上述极端的情况之间。他们两人共同度过了多年的美满婚姻，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坚守着他们的誓言。然而，让他们对此感到厌倦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婚姻会造成更多的伤害，还不如离婚。即便是只有一方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都会觉得日子很难过。但如果他们两个人都这么想（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实际上可以通过放手婚姻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爱情。

责任与义务

　　康德认为道德责任是一种必须履行的责任，道德来自理性。拉里和康德一样都是道德家，因此康德的处理方法正好适合他。康德写了人们应该担负的一些“绝对责任”，他列出的禁止事项（例如撒谎和杀生）听上去或多或少和十诫有些类似。他还注意到了我们应当负担的“非绝对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完善我们自己。非绝对责任不像绝对责任那样普遍，它是根据环境形成的。应用到拉里的例子当中，这可能就意味着，虽然婚姻（一种相互责任）是一种不应违背的严肃承诺，但如果相互之间的义务感没有了，这样的婚姻对拉里和他的妻子都没有好处。因此，他们可以通过违背“非绝对责任”来完善他们自己。

　　“确保自己的幸福至少是一项间接的责任；对自己所处情况不满、焦虑产生的压力和无法满足的欲望都很容易成为违背责任的巨大诱惑。”——康德

　　威廉·罗斯的显见义务理论会让拉里得出类似的结论。罗斯写到，我们都有一套承诺，“初次见时”（显见）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但在实践当中，这些承诺有时候会产生冲突。他认为不同的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优先顺序，每种情况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决定。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拉里要对他们负起主要的责任，他维护婚姻可能就是为了子啊情感上支持他们。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他的首要义务就变成了通过解除婚姻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

　　“我一直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中，不止一项的显见义务压在我身上，我必须尽可能详尽地研究这一情况，直到形成深思熟虑的观点（这样的观点越多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项义务比其他任何义务更值得担负……”——威廉·罗斯

变化与应对

　　如果拉里更相信直觉，哲学咨询师可能会和他讨论《道德经》。这本古书和《易经》一样，认定的前提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如果你想要了解变化，就必须了解推动变化的规律性。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则是，在处理一件事时，通常有较好和较坏的两种处理方式。理想状态下，最好的选择让你无可责备。如果你能做到无可责备，就不会树敌，也不会浪费时间指责自己。

　　如果拉里寻求《道德经》的指导，那么他就可能会同意和他的妻子分开，改变他们对婚姻所做的承诺，同时有不会受到责备。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为彼此承担的义务是维持他们婚姻的主要力量，而这个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只要一起养育孩子的义务还存在，他们就必须忍受日益不愉快的联系。了解这些变化的机理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

　　拉里很善于严格的逻辑思考，因此很难与道家观点产生共鸣。但是无论他是否知道康德或老子，他可以获得与他们相同的结论。由于还有很强的责任感，拉里觉得他对妻子和婚姻仍需承担责任。然而，随着孩子长大，他觉得对自己也有义务，因此决定离开这个让他痛苦的婚姻去追求个人的发展。康德和罗斯提出的道德规范证明了其选择的合理性。在知道其行为符合自己原则的情况下，拉里可以很轻松地作出决定。

三、卡门的问题

　　卡门不用为选择是否维持婚姻而烦恼，因为她的丈夫在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并养育了四个孩子之后抛弃了她，找另外一个女人去了。卡门向一家女权主义哲学咨询团体寻求帮助。这一团体的宗旨时帮助咨询客户“消除难受、减轻痛苦、满足需要、实现梦想”（引用哲学家内尔·诺丁斯的话）。这个哲学咨询团体将哲学工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当中，让咨询客户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顾问可以据此评估那种治疗方法对咨询客户最为合适。

　　卡门想咨询师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她发现丈夫永远离开她之后，她不久便作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决定，将他们患有残疾的儿子送到了儿童之家。这两个重大的变化让她觉得自己不但是一个失败的妻子，还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因为她为这两种身份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她哭了整整一周，甚至还说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她没有去咨询律师，虽然她的丈夫去咨询过，但她敢说她的丈夫一定会为她准备好的。

　　在加入这个团体之前，卡门咨询过一位精神病医师。这位医师将其诊断为患有化学性抑郁症并开出了抗抑郁的药方。在哲学咨询师的鼓励下，卡门开始寻求律师的帮助。她现在准备好加入这一团体，并开始第二个阶段——建立她对于美好生活和女性美德的根本信念。卡门的个人哲学观时，善良的女性应该为她们 的家庭牺牲一切。

　　抗抑郁药物缓解了她的抑郁症状之后，她能够更加清楚地思考，并在律师的提醒下完成了第一项任务——评估过去的二十五年当中她作为奶妈、保姆、厨师和管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卡门很容易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审视她有关矛盾和非理性信念的基本哲学观。卡门发现，她的养育工作——她一门心思投入的一项工作——没有得到丈夫的重视。她伤心地意识到，丈夫很可能会任由她陷入经济困窘的境地，尤其是考虑到他在婚外恋问题上瞒了她这么久。既然联系的结束看上去不可避免，因此她决定要在离婚当中捍卫自己的权利。她还意识到，虽然自我牺牲确实是一种美德，但仅此一点不足以为她创造美好的生活。她开始寻找创造美好生活的其他要素。

　　第四个阶段是如何清楚地表达自己提炼的哲学观。除了自我牺牲之外，卡门还将自主列为必要的美德。她的儿子在家时完全不能自理，而到了儿童之家后能够打理自己的生活了，这一点又进一步印证了她的这一观点。她还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爱情和幸福的想法。此时，她认识到，虽然她的丈夫放弃婚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他确实有权在另外一个联系中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一观点最终让她能够重拾与其他孩子的联系。自从丈夫离开之后，她就无法面对他们，并且拒绝让他们选择跟谁生活。最为重要的是，承认了观点的多样性之后，卡门不再认为自己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我们可以自由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创造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但要为所做的事情负责。只要我们不伤害其他人，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的、不正当的或错误的，也不会阻碍我们的行为。”——约翰·密尔

　　这样一来，卡门获得了对自己有利的财产划分和赡养费，这些反映了她的家务劳动的货币价值。虽然她有了一定的经济保证，但为了行使自主权还是在一家健康保险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在这里，她用在照顾残疾儿子时学会的方法帮助处理类似的家庭情况。最后，她用过去在学校做社工是总结的方法进一步帮助这些家庭。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核心信念，坚持同情心、养育孩子和关心他人的传统女性美德，但她现在具有更广阔的视野，知道如何在发扬女性美德的同时不失去或忽视自我。她为婚姻的结束感到失望和生气，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她将婚姻看作一件神圣的事情。但她意识到，虽然结束联系不是她自己作出的选择，但她可以选择未来的人生道路。她不愿在无助的感情泥沼中挣扎，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现在，看怎样才能做好现在的自己。

四、琼的故事

　　琼在婚姻结束后求助于哲学咨询，他觉得自己还是深陷其中，因为她在经济上依附于她的丈夫。她说她决定要重新工作——前几年为了回家带孩子，她放弃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为她离开这一联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出路。

　　但当她和咨询师一起列出几项选择（重新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回到学校、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准备负担起不同的职责）时，琼却否决了每项选择。她现在没有找工作的自信了；也没有时间去上课；她的管家可能辞职；她在简历上没有可以填写的最近的工作经历；并且她不可能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难怪她觉得自己陷进去了！无论在那种情况下，她总能找到此路不通的理由。哲学咨询师告诉她，她确实为婚姻所困——困住她的并非她的丈夫或经济上的依赖，她是被自己困住了。

　　“从没有自由的信念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马丁·布贝尔

　　琼的咨询师用存在主义来开导她，因为存在主义强调，认可和实现某人在创造生活上的个人自由和责任是有意义的事情。根据萨特的观点，直面你的存在自由可能会让你产生焦虑，实践时需要认清过程中的障碍——还要知道都是你自己设置的这些障碍。我们自己设置的自由限制被萨特成为“坏的信念”。

　　“一个人只有了解到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依靠自己的时候才会有所作为；他一个人背负着世间无限的责任，没有人帮助，有的只是自己设定的目标，有的只是自己为此设置的命运。”——萨特

　　琼不会成为“坏的信念”的代表人物。但当她找到让她陷入困境的问题时，她立即获得了接受她的责任和自由的勇气。她用批判性的思维推倒了自己建立的并让自己生活不开心的高墙。在推倒这座高墙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决定要重新工作，却又找出诸多理由否决这一计划，会使自己觉得维持这段婚姻是摆脱不掉的厄运，由不得自己选择，因此她不用为自己的不开心负责。

　　最后，琼承认她实际上不想为了那个目的回去工作，因而希望继续维持婚姻。当她意识到维持婚姻是她自己的选择时，她重新开始相信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这让她看到看了自己的自尊和自信没有被夺走。她曾经放弃过它们，现在又重新获得。

　　琼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到这一联系当中，承认对这一联系负有责任和义务。她担负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这为她的丈夫减轻了相应的负担。现在，她觉得从这一联系中获得了更多的东西。她不仅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决定在非完美的婚姻中寻求到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她还对改善后的婚姻十分满意。

　　琼的例子说明，看上去已经死水一潭的联系（虽然婚姻最终没有解体）可能还会恢复。当然情况有时会坏到没有回转的余地（或者不愿意回转），但通常我们都不情愿说我们已经超过界限。

　　西方最著名的战争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只不过是政策以其他方式的延续”。当你考虑结束联系时，明智的你应该记住，离婚只不过是婚姻以其他方式延续。很少有干脆快捷的切断联系的方式。仔细考虑一下，看结束联系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改善眼前问题。如果结束联系是改善问题的唯一方式——或者是你并不情愿的结束——那就应该是找到了最好的处理方式。一旦你确定找到了，就应该尽可能做到无愧于心。

（本文选摘自《哲学是一剂良药：用思想大师的智慧开解日常生活的难题》，娄·马里诺夫 著，黄亮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