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有序，人类所有社会关系也将井然有序。”——《易经》

　“忽视父母的行为会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广泛且可怕的痛苦……”——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唯一比一对一的爱情联系更为复杂的联系就是家庭中复杂的交互网络。每个人都显示出他自己的个性、偏好、标准、态度、价值，以及哲学观。自然和教养导致家庭成员在上述诸多方面有重合的部分，但重合并非天衣无缝。这就是争吵的原因。家庭联系和爱情联系一样，也需要仔细地思考和维护。或许家庭联系更加需要这些，因为许多家庭联系具有一种固有的不平衡性，而且多数家庭联系的是天定的，而不是家庭成员自己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你的配偶，但无法选择你的家人。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因此有义务尽可能鼓励他们，让他们富有个性，从而过上美好生活。哲学家们就美好生活的具体组成部分争论了几千年，因此不必指望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蓝本适用于所有人。美好生活的具体内容会因人、家庭和文化而异，但无论如何界定，其共同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尊敬那些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人，另一个是父母应该教导孩子如何过上美好生活。

　　从哲学咨询的角度看，为人父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定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并采取符合自己哲学观的方式履行这些职责和义务。尽管父母担负起的是主要职责，但家庭结构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孩子自己，都要对自己及家庭的其他成员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分析责任并尽可能地履行这些职责，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玛格丽特的困惑

　　玛格丽特向哲学咨询师询问，她让自己十几岁的孩子做基本家务赚取零花钱的有关问题。她想教给孩子一种责任感——既包括理财方面的，也包括参与家庭生活和赚取生活费用方面。她解释说，她的家完全有能力雇佣一个人来修剪草坪或割草，并且孩子们都是抱怨说他们的朋友都不用为获得零花钱而工作。她并不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但她想在哲学中找到自己制定规则的合理性。她并不是利用孩子帮自己做事情，只是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得到钱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玛格丽特的成长过程中，她的所有零花钱都是用自己的工作换来的，虽然以现在的家庭条件孩子们不需要再像她以前那样辛勤地工作了，但她还是想让孩子们继承她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工作道德。

　　为了回应孩子们对工作的抱怨，玛格丽特一直致力于解释尼采的这句话：一小滴毒药也会有它的好处。虽然尼采轻视像新教徒工作道德这样的传统习惯，但我认为他的观点会在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虽然孩子们把工作描述得多么痛苦不堪，但工作一定不会伤害到他们。通过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学课程——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很可能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行。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没有回报就没有付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九死一生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尼采

　　玛格丽特的行动获得了哲学的支持，哲学咨询师对其做了进一步确认。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将美德视为一种好的习惯。在玛格丽特的情况中，养成为午餐付款或为晚餐感恩的习惯有助于孩子们实践美德，仅仅靠谈论一下是无法学会的，还必须实践。

二、丽塔的问题

　　丽塔怀着极为崩溃的心情求助于哲学咨询，因为丽塔十几岁的妹妹被她在周末打工的商店中认识的一个男孩强暴了。这一暴力行为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因为大家不仅要忙着在情感上安慰妹妹，还要处理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带着她去就医，起诉那个男孩等。丽塔自己一直在旷课，也没心思做功课了，一想到那个可怕的情景她的腿都吓软了。她不知道如何帮助自己的妹妹，也不知道如何协助其他帮助妹妹的亲人。

　　丽塔是凭着自己的直觉给予她最亲近的人以爱和支持，但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迷失自我。这种平衡通常发生在一对一的爱情联系中，但是在家庭问题中也很重要。家庭感和个人性格是塑造健康人生的关键。咨询师让丽塔参考斯多葛哲学家埃皮克提图的思想来处理自己的情况。这位哲学家写到：“当你看到某人处于痛苦和哀伤之中……不要不知所措……也不要犹豫，向他表示你的同情吧。”丽塔在自己生活失控的情况下是无法帮助他人的。她自己都在胡思乱想，哪里还有精力去帮助妹妹。她现在能做的就是不给妹妹增加压力。现在，她能够帮助妹妹的第一步就是自己先振作起来，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应该是这样。

　　“当你想取悦他人的时候，一定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埃皮克提图

　　丽塔从埃皮克提图那里领会了另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不要寄希望于让事情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发展，而是要遵守它们的发展方式，这样你自己也会获得很好的发展。”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想要改变它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好的应对就是随着情况的发展而发展——无论你有多么痛苦——不要挣扎在过去。前进就意味着进步。

　　回想一下斯多葛学派的中心主题——别人无法夺走的东西对你来说才是唯一重要的。除了从埃皮克提图那里了解到的具体观点之外，她还学到了斯多葛学派的一般主张。没有什么是比家庭之爱更贵重的了，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即使是强奸犯也没有这个能力——除非是你自己放弃。在这场暴风骤雨中，丽塔找到了维护家庭之爱的正确方式。这不仅仅是笼罩在家庭乌云中的一丝光明，也是暴风骤雨过后重新照亮整个天空的太阳。

三、索尼娅的困扰

　　孩子们都有想在独立于家庭之外寻找自我的倾向。索尼娅在这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她刚刚二十出头就自己的问题进行哲学咨询。索尼娅的妈妈伊莎贝尔在她十几岁和刚成年的时候总是托着她去咨询无数个心理学精神病医师和其他临床医生，其中还包括牧师。哲学咨询是索尼娅第一次自己很乐意地提出要进行的一项咨询。索尼娅很有针对性地向咨询师指出，她从没有被诊断出任何的病症。确实，索尼娅向哲学咨询师描述的问题完全是由于母女联系的不对等造成的。伊莎贝尔作为一个保守的宗教信徒，确定索尼娅自由奔放和创造性的特质是异常的——如果找到合适的咨询师就可以将其改变。然而，索尼娅认为，她在所咨询的专家这没有哪一个能帮助她，并且妈妈对这些诊断结果也全都不满意。

　　索尼娅曾经是一个叛逆的小孩，甚至会让人觉得她不适合去上学或待在家里。长久以来，伊莎贝尔将每次索尼娅的率性之举都视为故意的不当行为，并将这作为例子警告她错误的严重性。最后，就连索尼娅自己也开始有些担心她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些异常。

　　索尼娅是一名模特，在业余时间上大学读书，并且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是她唯一最可靠的经济来源）。伊莎贝尔反对索尼娅的工作和学业。根据伊莎贝尔的宗教信仰，模特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并且还认为她在大学里学的艺术史不是一个值得花费时间或金钱的专业。在家里，父亲的威信完全被母亲掩盖，就像个隐形人一样，对索尼娅或伊莎贝尔之间的行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索尼娅之所以向哲学咨询师寻求建议是因为她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错，以及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像伊莎贝尔说的那样不合乎道德。从内心来说，索尼娅不相信这些，但和母亲的矛盾旷日持久以至于自己不免也产生怀疑。实际上，她是在确立自己的身份。她是什么样的人。她自己的标准是什么？她的标准是不是和别人的标准一样好？

　　索尼娅和伊莎贝尔陷入了一场传统的哲学战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者认为，原则和行为不存在实质性的正确或错误，而是由文化或个人赋予其价值（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那么没有哪件事比另一件事在本质上更好或更差。我们的美学和道德观由我们自己决定，不能用客观的方式来判断它们。对索尼娅来说，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最有意义。虽然她自己不信教，但她尊重母亲的宗教观点，不会让母亲放弃。而另一方面，伊莎贝尔是一个绝对主义者，她的世界观更加明确且黑白分明，对她来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什么“如果”、 “以及”或“但是”。

　　“希腊和波斯的火焰都是一样地燃烧；但人类的是非对错观却随地域而变化。”——亚里士多德

　　“人类是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准。”——普罗泰戈拉

　　理论上来说，如果相对主义承认绝对主义和其他方式一样，是一种有效的世界观，那么相对主义者应该能够和绝对主义者相处融洽。绝对主义者更容易和相对主义者产生矛盾，这在索尼娅和伊莎贝尔的情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尼娅对她母亲很宽容，对母亲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希望母亲能够尊重自己的选择。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相对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像适用的其他真理一样，相对主义自身也存在问题，既有逻辑问题也有实际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认为相对主义一定是看待事物的最佳方式，那就离绝对主义不远了——至少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如果你问相对主义者谋杀、强奸、奴隶制或种族灭绝在道德上是不是被允许，他们多数人会告诉你这些是不能做的，那么你就抓到他们在用客观道德价值分析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和他们探讨自卫、堕胎、死刑以及具体情况下非道德行为的相对道德性，他们就又回归相对主义了。

　　相对主义很快就会变得自相矛盾。在学术哲学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讲的是关于一位教授是如何面对一群自称为相对主义者的学生的故事。经过几轮激烈的课程讨论之后，学生们抨击各种类型的绝对主义，教授给他们所有的单元测试论文都打上了F分。学生们都表示抗议，教授解释说，学生们让他相信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是一种主观的结论，根据他自己的主观看法，所有的文章都是没有价值的。很快，在他的课堂上以前自称为相对主义者的学生现在都在争着说他们的文章非常客观——比其他人的文章都好——要求加分。只有在你绝对愿意付出更多的情况下才会发现相对主义的好。

　　在实际生活中，教科书式的相对主义不起作用。为了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发生，社会必须对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在正派的社会中，多数人同意遵守一系列的禁止事项，包括谋杀、强奸、乱伦和偷盗。然而，如果允许保留少量的客观价值，那么主观观点在许多其他方面仍然有效。正如密尔所认为的，有些事情是相对的——只有它们不伤害其他人或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在上面的例子中，哲学咨询师认为ie，索尼娅有权获得其母亲对其人格完整的尊重，因为她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自己作出选择。她们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对方身上。

　　为享受父母之间的亲情联系——至少是让她们生活在一起时尽量让这一联系保持平静——索尼娅和伊莎贝尔需要彼此达成和解。由于伊莎贝尔不去寻求咨询，也不想改变她的做事方式，索尼娅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她自己能够做什么。她现在倾向于认同自己，知道自己是正常的，也不再为别人说自己与众不同并让自己改变而感到不舒服。在没有受到母亲、咨询师或任何其他人刺激的情况下，她慢慢开始适应这种想法了，并逐渐认同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叛逆。家里的争吵逐渐减少，她的学分也提高了。由于索尼娅在行为上的自然改变，她的母亲也不再为难她了。伊莎贝尔也认识到，持不同的价值观并不等同于患有“精神疾病”。

　　雨过天晴，索尼娅可以告诉伊莎贝尔：“我就是我。如果你了解我，那么你也会喜欢真实的我，或至少我的一部分。”哲学咨询让她自己相信自己，还鼓励她母亲也这样做。对于母亲拒绝这样做的可能性，索尼娅也做好了准备。在进行了大约一年的哲学咨询后，索尼娅和她母亲都认为，周六晚上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可以去教堂做礼拜，而另一个人可以去夜总会，第二天早上她们仍然彼此尊重。

　　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有关相对主义的观点生活十分重要。但对于父母来说，还有承担有关孩子的额外责任，孩子越小，压力在大人肩上的负担就越重。但随着孩子迈入成年，他们会逐渐分担这种负担。在后来的生活当中，角色会颠倒过来，长大的孩子为年老的父母承担更多的责任。

　　人类需要家庭的、生理的或其他方面的爱，从而在成长的过程中体会到价值和安全感。养育孩子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都有责任为他们的孩子——也为社会i——付出爱。父母的部分责任就是培养美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好的习惯）。然而，每个人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自我价值，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在成年人社会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父母只有责任帮助孩子们过上诚实正直的生活。你应该在责任完成之时立即停止。你有责任维护父母的权威，但不要让其变为对孩子的干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满足感来自于一个人的内心，任何人即使是父母都无法给予。如果想让孩子们获得最终的满足感，最好的父母能做的就是鼓励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做到自力更生。

　　孩子是父母在生物学上的延续，但不一定会继承他们的文化基因。父母会遗传一定的基因给孩子，也对其具有法定监护权，但不能占有孩子。康德将这种情况总结为，在面对其他人和孩子时，要站在他们而不是你自己的角度来处理问题。黎巴嫩诗人和哲学家卡里尔·纪伯伦用一篇优美的文章讲述了有关养育孩子的问题，其中核心观点是父母对孩子只有暂时的监护权而不是所有权。

 　　“你的孩子并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们是生活的儿女并渴望过自己的生活。你给了他们生命，但并不拥有他们的生命。虽然他们和你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们爱，但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管住他们的人，但你管不住他们的心，因为他们的心向往到了未来，这是你在梦中也无法到达的地方。你可以试着去适应他们，但不能让他们来适应你。”——卡里尔·纪伯伦

　　孩子们在家庭的熔炉中形成了自己个人的身份认同。这些身份认同与父母或整个家庭的分歧越大，就越有可能产生冲突。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类依靠父母的时间更长，因为我们成熟的较慢，需要许多年去学习所需要的知识，从而在社会中完全承担一个成年人的职责。我们的成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法律规定我们成年之后，才能被合法地授予许可、投票、驾驶、饮酒、结婚等权利。孩子们承担得越多，父母管得就越少。当孩子的观点和父母的观点同样重要时，最有可能产生冲突。伴随着成年产生的是一种完全的自主权，成年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从而造成了青春期得困惑：孩子渴望自主，父母不肯放手，双方都有自己的欲望，但还没有（或不再）实现坦诚相对。

　　索尼娅和伊莎贝尔，在对她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时间达到了联系的平静。然而不久之后，伊莎贝尔被诊断患有癌症。在获得诊断的结果之后，索尼娅开始主要负责照顾母亲并给她爱和帮助。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角色的颠倒变得越来越普遍，母女俩又面临新的哲学问题。

四、约翰的两难

　　约翰的母亲莎莉丝特患有退化性神经失调症，只能坐在轮椅上。约翰和她一起住在家里，一方面是由于他刚毕业收入还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莎莉丝特得日常生活需要他的照料。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莎莉丝特的定向障碍和焦虑发作的更加频繁，因此约翰不放心将她一个人留在家里而自己去上学或工作。由于思维不再清晰，莎莉丝特将治疗权和法定律师权都交给了约翰。

　　然而，让约翰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外出回家时发现母亲摔倒在楼梯下面，失去了知觉并且还流着血，可能是之前她是想自己控制轮椅下楼梯。在医院，医生说伤得不重但还是要留院观察，并让约翰将她送到私人疗养院去。他们觉得，尽管约翰照顾得很尽心，但莎莉丝特此时的情况是需要不间断的看护。照顾她的医生和医院的社工建议说，尽管她伤得不重，但最好还是留在医院里，直到找到一家合适的疗养院——这可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约翰承认，莎莉丝特最后可能需要获得比家里更多的照顾，但他担心医院会让她的精神状态和整体身体状况恶化，因为她需要的不是药物治疗，在内科病房住下去对她没有多大好处。莎莉丝特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说自己想回家。约翰尽其可能也想让母亲住在家里，至少在找到一家好的疗养院之前住在家里。但约翰还是有很长时间不能待在家里照顾母亲，也没有足够的钱雇佣一个看护人。他计划在母亲离开家之前和她在家里度过最后一个夏日。他既想满足母亲回家的心愿，同时也觉得在自己的家里和母亲独处得时候更容易和她说关于疗养院的问题——她一定会反对。

　　约翰将他的两难问题——是否要将母亲留在医院然后等着将她送到疗养院照顾——告诉给哲学咨询师，因为他对这两种选择都不愿意，想要弄清两种选择的道德含义，他实际上需要处理的是两种不同的哲学问题：道德规范和决策。他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包括对他人的幸福所承担的责任的问题，还包括代表谁的利益问题——他人的利益或者你自己的利益。约翰是站在孩子照顾父母的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但这种问题更多适用于父母照顾年幼的孩子的情况。其次，约翰需要探索决策的方式，以及如何在两种选择中作出困难的决定，以此让他在作出选择的时候觉得自己符合道德规范。

　　像其他许多咨询客户一样，约翰自己通过可“平静过程”的前三个步骤。他很清楚存在的问题，并将自己和母亲的情感考虑在内，在确定他的两种选择及其可能的后果时约翰进行了一些实用分析。但这对约翰来说还不够，他需要进行沉思以培养一种哲学倾向，这可以让他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作出困难的选择。

　　咨询师在沉思阶段用决策理论帮助约翰。决策理论是一种哲学名称，用来描述由约翰·冯·诺尔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创立的一种博弈数学理论。这一理论用博弈作为比喻，囊括了许多人类活动，由参与者在遵照一套规则的前提下走出最好的一步棋——通常在不知道全部信息和真相的情况下。哲学家们采用的决策理论抓住了博弈理论的主要观点，并且通常避免极度复杂的数学问题。

　　实际上，仅在很少的一些博弈游戏中，每一步都有最好的招数。在这样的游戏中，如果能想出最好的招数当然最好。但在多说博弈中，根本就不存在最好的招数；不同的策略产生不同的选择。现在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哪一招是合理的”，而且是“我喜欢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结构复杂性，一点不逊于物理学方面的情况……但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在合理行为问题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处理方法。”——约翰·冯·诺尔曼和摩奥斯卡·根斯特恩

　　约翰如果要下棋的话，就会在每步棋中找到他的唯一最好招数。这些棋类游戏只有有限的几种类别，并做了严格限定，包括需要双方对下、零和博弈（胜负相抵）以及完全信息博弈（不隐藏任何一招，所有的招数都摆在棋盘上）。在限定严格的棋类游戏当中，通常存在最好的招数，你所需要的就是找到它。如果你每盘棋都找到了，就不会输，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平局。

　　然而，人生并不是一场严格确定的博弈。约翰很不幸，他在莎莉丝特的问题上遇到的两难很常见，但属于那种不怎么雪瑶限定的棋局。当你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医生、护士、社工和其他人，棋局的参与者就不止是两人了。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因为潜在的失败（受伤或死亡）并不等同于潜在的胜利（共处）。这并不像是简单的扑克游戏，如果你打扑克的时候输了五美元，那么就说明另一个或几个人赢了那五美元。当然这也不是完全信息博弈——谁也无法确切知道莎莉丝特的病下一步会怎样发展，时间有多久。但决策理论在表现博弈中某人的选择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方面仍然很有用，它能够让其更加清楚地了解整场博弈的情况。约翰的决策矩阵看上去像是这样的：

　　决策矩阵说明，从两种可能的结果看并不存在最佳的选择。虽然和母亲在家里一起度过美好的夏日比在医院的内科病房接受医疗看护要好得多，但在家里可能发生严重的或致命的意外，这还不如在医院的内科病房里卧床不起并忍受心理恶化的煎熬。

　　决策理论没有告诉你如何去下棋，但可以帮你建立一套标准，你可以用这套标准决定你的招数。在选择招数时，你必须了解这场博弈的性质。如果知道有最好的招数，那么你就必须试图找到它。在其他的时候，像是在约翰的情况这，你必须问自己：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要避免什么？我想冒什么样的风险？其他参与者想要获得和避免什么？他们想要冒什么样的风险？由于不确定是否存在最好的招数，遵循决策理论就意味着评估各种结果的发生概率，权衡可能的得失，并作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如果约翰选择将其母亲带回家，他基本上是在下一盘机会棋且不知道胜负的概率。在玩纸牌游戏时，你至少可以计算出概率。如果你确实想设定概率，就要小心两种明显的“赌徒的谬误”。第一种谬误认为回报最高的选择是最好的。这完全忽略了概率，通常这种打赌不安全。在约翰的例子中，这种赌徒的谬误会建议将其母亲带回家，因为这一选择可能得到最佳的回报，但也可能产生最坏的结果。

　　第二种谬误认为刚发生的事情不太可能再次发生。如果你将一枚硬币扔了五次都是正面，那么这种谬误就认为在随后扔硬币的时候出现反面的概率会越来越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次抛硬币的机率都是独立事件，每次出现反面的机率是一样的。

　　约翰母亲所患的疾病让她产生间歇性的定位不明症状。我们无法估计她发病的概率，不知道她在未来的一小时、一天或一周什么时候再次会迷失方向。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她迷失方向时所处的确切地点。约翰也无法假定这些情况，因为他的母亲刚刚摔了一次，还有可能在家里再次摔伤。他同样也无法知道，是不是母亲受伤了之后下次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不幸了，在家里待着会安全一些。

　　约翰出在一个十分困难的十字路口，因为两种选择对他自己和母亲来说都是有利有弊。约翰将最好和最坏的情况都列了出来。如果母亲一个人在家受到了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伤害，他能够想象到这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和内疚，让他的心灵受到不必要的煎熬。如果在医院里，约翰可以想象到母亲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恶化之后就更难说服她去疗养院了。从这种最坏情况分析当中，约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母亲待在医院，他和母亲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但如果采用最好情况分析，可能会得出其他结论。在家里，母亲和儿子可以快乐地共度夏日，为下个阶段做准备。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家里约翰和母亲两个人都会很好。

　　哲学咨询不是建议约翰选择将母亲带回家或留在医院。但咨询师需要把为别人作出决定时所需要负担的道德责任告诉给他。我们在为他人作出决定时应该考虑到什么样的决定对别人最有利，而不是对自己有利。我们对自己和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们也应该允许其他人在他们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作出选择。如果你决定孩子可以吃冰淇淋，那自然应该由孩子来选择味道。约翰已经决定将母亲送到疗养院去了，在离家之前或许应该由母亲自己决定如何度过剩下的几个月时间——尽管这样可能有风险。

　　能够帮助别人避开最坏结果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决定；能够帮助别人获得最多好处的决定也可以说是最好的决定。为别人作出决定的关键在于将个人的得失放在一边。

　　一段时间的哲学咨询之后，约翰告诉咨询师他理解了决策理论，也看到了他应该遵守的道德界限。他认为自己可以作出合情合理的决定。咨询师不需要知道约翰作出了什么决定，他的责任是帮助咨询客户获得哲学的自我满足感，而不是依赖感。约翰不用为一个困难的决定而痛苦，不用在情绪的泥淖中做无用的挣扎，也不用被诊断为虚假人格紊乱，相反，他能够获得哲学上的优势和满足。他可以悲伤，但也能顺利地度过这一两难的境地。有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悲伤——这里面甚至还隐藏着一种严肃的欣慰感——但我们绝不能无止境地沉浸在悲伤之中。

　　“我们能从悲伤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能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化以及是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化的。”——T·H·怀特

（本文选摘自《哲学是一剂良药：用思想大师的智慧开解日常生活的难题》，娄·马里诺夫 著，黄亮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