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自先前以来就强调孝道，《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一段话主要说明珍惜自己的身体，努力工作以有名声是孝的主要内容，但将孝和顺联结在一起的是《国语》：“孝顺以纳之。”自此以后孝顺成了伦理道德之首，不但成了长辈约束晚辈的语词，甚至成了良心善恶判断之基石，造成了许多的痛苦与冲突。这在哲学咨询的案例中屡见不鲜，以下试从一个案例及一个寓言的分析中探讨孝顺的意义与价值。

一、案例

案例1：

　　一位丈夫坚信他是家中的老大，任何事情必须由他决定或经他同意才可去做，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他则会暴躁如雷，恶言相向甚至使用暴力，以至于使得全家人都对他甚为畏惧，他也非常得意自己在家中的权威，但有一次，当他那学有专精且已在企业界担任高级主管工作的独子，向他请求同意他可以和他的女朋友成婚时，他竟然暴跳如雷，大声斥责他的儿子不顾及他对他女朋友的学历、家世、态度以及穿着的厌恶，扬言他如果敢娶她就一定把他赶出家门且永远不准他回家，但没有想得到他的独子这次居然不听他的话，搬出去、娶了她且不再回来，如此僵局过了数年，他的独子生了小孩，家庭生活快乐，而当事人的家庭除了他之外，全家人和他的独子及他的独子的家人都相处得和乐融融，也因此格外显得他不近人情和孤僻。

　　当事人来谈话时一直有个问题，他似乎并未觉察他的想法或是观念是否适合他的家人相处的方式（在此处必须理解，这位父亲的老大观念未必是错，我们认为他错的理由，只是因为社会发展出来的一种适合大众的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定义下，个人是有权利拒绝社会化的，也因此在一份关系中，彼此接受的方式，不止在社会发展出来的价值观，而是互相可以认同、互相可以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一定是社会价值观，例如：斯巴达式的教育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不能接受，同样的民主式的教育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同），他一直深陷在自我的假设与观念中，而在与家人相处的岁月，也一直未觉察家人对他管教方式的意见，甚至在家人的抗议中也未觉察问题的严重性，以致于导致状况的发生。

案例2：

　　生活在从前那种农业社会里，赚钱不像现在这么容易，所以人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苦。那时候有一个母亲，生了一个儿子，这位母亲从小眼睛失明，看不见东西。但她还是辛苦将儿子养大。

　　因为母亲眼睛失明，所以儿子非常孝顺她。虽然家境不好，但她还是尽量拿最好的事务给她吃，买最好的东西给她用。

儿子长大以后，认识了附近一个人家的女孩子。经过媒人的介绍，他和这个女孩子结婚了。

　　结婚以后，他常常交待妻子：“母亲眼睛看不到，行动、进食都不方便，所以我们每天要煮最好的东西给她吃，要帮她洗澡，要帮她洗衣服，要好好地孝顺她。”

　　过了一段时间，因为生活不易，他决定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工作赚钱，寄回家给妻子来买好的东西孝敬母亲。离开之前，他再三交待妻子：“一定要好好孝顺母亲。”妻子也答应：“好的！你放心出远门，我一定会在家里好好孝敬母亲。”

　　自从他出门以后，婆媳就每天相处在一起。日常月久，媳妇的一些作为，不能讨得婆婆的欢喜，有时候婆婆还会对媳妇讲道自己的不满。所以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情形。

　　有一天，媳妇在田里捕捉到一只大老鼠。她想：“家境不好，实在没有多少钱可以买肉给婆婆吃，刚好婆婆看不见，平常给她煮些什么东西吃，她也不一定会知道。不如煮老鼠肉给她吃吧！”所以她杀了这只大老鼠，煮了充当猪肉给婆婆吃。

　　婆婆吃了以后，同媳妇说：“今天的猪肉怎么和平常的猪肉不一样？”媳妇说：“这个平常的猪肉一样呀！”婆婆说：“我吃到的就是不一样，而且比较难咬。”婆婆因为看不见，所以不能肯定自己吃到的是不是猪肉。从此以后，媳妇专捕捉老鼠肉给她吃。

　　而媳妇呢，却将丈夫寄回来的钱拿去买猪肉，抹一些盐，放到屋檐下的一个大腌缸里。她自己吃这些腌猪肉，却只让婆婆吃老鼠肉。

　　过了一段时间，儿子从远方工作回来，母亲对他说：“以前你没出门做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吃猪肉。可是后来我吃的猪肉怎么比较难咬，没有以前吃的那么香呢？”儿子听她这么一说，觉得非常奇怪。他暗中调查，想知道妻子都煮些什么肉给母亲吃。

　　后来他在屋檐下发现那个大腌缸，缸里面有很多猪肉。他怀疑，妻子可能买这些猪肉来腌着自己吃，并没有煮给母亲吃。他去问妻子：“我外出赚钱这段时间，你到底有没有买猪肉孝敬母亲？”妻子说：“有呀，我常常用你寄回来的钱，到街上买新鲜的猪肉煮给母亲吃。”他又问：“为什么母亲说以前的猪肉和现在的猪肉味道不一样呢？”她说：“我以前买的猪肉和现在买的猪肉完全一样，母亲怎么会觉得不一样呢？”

　　他继续暗中调查，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终于，他在房子后面的竹园里，发现了一大堆的老鼠毛。他又去问妻子：“家里的竹林下，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鼠毛呢？”妻子被他这么一问，知道事实已经在他眼前，只好回答说：“这些都是田里捕捉到的老鼠的毛，我捉到老鼠以后，就煮给母亲吃。”他很生气地再三责备妻子：“我再三交待你，要好好孝敬母亲，你怎么这么不孝，捉老鼠煮给母亲吃，而自己却吃猪肉？”

　　他带着妻子来到屋檐下，打开大腌缸的盖子。，说：“你看这缸猪肉。”妻子看着缸里的肉说：“对！缸里是猪肉，我自己吃；而老鼠肉呢，煮给母亲吃。”他听后非常生气：“你怎么不好好孝敬母亲呢？自己吃腌猪肉，让母亲吃老鼠肉？你这个不孝的媳妇，现在对母亲不孝，将来对我也不好。”他一气之下，趁着妻子俯身看缸里的猪肉的时候，从后面拿了一把刀子，把她的头剁到大腌缸里面，然后将盖子盖起来。

　　他离开放大腌缸的地方，去向母亲说明这个事实。过了几天，他将腌缸的盖子打开，一只鸟从里面飞出来，“不孝~不孝”地叫着。这只鸟就是由那个不孝媳妇的头颅变得，它的叫声，正好就是客家话里“不孝”的意思。

二、讨论

　　从案例1中可知道当事人的状况是一个对权威及孝顺概念处理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都以家长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威，例如，《诗经》所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也就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事人如果奉守这样的观念，一位一个家长在家庭中必须有绝对的权威，婚姻大事父母决定、前途工作交给父母决定，全家共居，都得接受家长的指挥，才能树立家庭伦理及家庭联系的地位，也在有了这样的地位之后，家族的价值才能表达，才能建立。但事实上，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朝代的更迭，民主社会的改革，社会风气变化之后，父母尊长在家庭的地位早已有了大幅的改变。

　　当事人来谈时深感挫折，有一种所谓众叛亲离的感觉。他的挫折来自于他承接了父辈的观念，并以此为家族传统时，却发现他的妻子和孩子都不这么认为，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权威，当大家都去亲近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时，使他有众叛亲离以及孤寂的感觉，他觉得作为父亲的尊严和颜面全失，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但一般的眼光会如何看待他？特别时在一个高度民主化的社会或西方世界里，人们会如何看他？会不会将他当作神经病？会不会认为他有烦躁症，或是其他问题？他其实不用看任何医生，也不需要接受任何药物的治疗，他只需要好好地交谈，共同察觉他的困难，并一齐来探讨如何面对困难，似乎就有可以处理困难的方式，获得解答的结果。

　　在案例2中更是一个典型的伦理恶以及不孝顺的后果，从秦汉以来就将尊卑定位，如《孟子·离娄上》列所谓不孝有三，《孟子·离娄下》又列不孝有五，韩非子首先提出三纲思想，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概念，《北齐律》更将不孝列为十恶之手，再加上佛教的因果报应，使得不孝的伦理恶成了中国社会这传统的大罪，框住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心。

　　中国叙述及讨论伦理关系都是从尊长的角度来审视晚辈的方法，似乎在历史的叙述中很少有论及长辈的责任，最多是所谓“父慈子孝”的观念，因此在传统的社会中，晚辈或卑属（如臣、子、妇……）很少有相对或平等的权利。在讨论案例1中可知，做子女的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向长辈提出看法，也可能是长辈不愿意听晚辈的心意，在长期缺乏互动以及互有心结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案例描述的困难。

三、分析

　　这个案例所引发的不是个别的，而是所有接受儒家文化的地区都有可能或是不断在发生，其中的症结在于价值观问题，心理咨询者前调价值中立，但在这尖锐的困难中，价值中立能帮当事人解决什么困境呢？当事人在面对如此难堪又失去尊严的情况下他会期望什么呢？

　　西方文化的发展和儒家文化有着相当不同的状况，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发展，对个体的权利及义务相当重视，特别是个人的隐私权；而儒家文化则重视家族团体的共处，强调家长的权威，个人是家族的一分子，家族中从生到死的系统都是由家族安排及决定，个人的权利相比较起来就不及西方社会。但在近日儒家所影响的地区中，一方面在家庭这实施儒家制度，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实施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制度放在同一种情况中就发生了文化冲突。并不是这两种制度不好，而是这两种制度在交流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交流而只有现象上的并列，结果当然造成了许多人的困惑及迷失。而心理咨询，这一个纯粹的西方理论模式，由于未有正向儒家文化的元素加入其中，几乎大部分还在大学中的心理咨询系所的教导中都未导入儒家文化，甚至某些咨询系所还认为自己是科学工作者。引入了价值中立说，更导致了问题的难度，而使得起源于价值及文化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技术的操作，当然就使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对于上面案例不采用心理咨询的方法，而是采用了哲学咨询中的价值引领。

　　所谓价值引领，乃是假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值观，在他的价值观中反映了他深处其中的文化及环境影响。在这一影响下的价值观是否保证他得到快乐和幸福则是无法确定的，因此在哲学咨询的理论中设定了一个价值系统，以帮助人们检核其价值。

　　但不必讳言，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每一种哲学都有它的价值观，不论是唯心论、唯物论、实在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都有其自称的完善的价值观，因此，在哲学咨询的原则中，要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做其价值引领？这可能需要一些假设，如果这些假设可以为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有效实践的理论，则这种方法就可以成立。

　　本文在价值哲学中的假设是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及中国儒家孔子的理论为根据而建构的价值哲学内容。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目的论者，他认为：“任何人都有知的需求，”任何人都有知道人的目的是什么的天性，人的目的乃是在追求善。他说：“善乃一切物之欲，”换言之，一切物欲求善，那么人追求的善是什么？就是至善，也就是所谓的幸福。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价值观中，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就是至善。至善是什么？有两种：一是神明，一种是人的幸福。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至善不是神明，因为他认为神明的善是更高层次的，是无法与人共享的。亚里士多德不关心来生，他所关心的是人在今生所能追求的较高层次的善，即是人的幸福。

　　从哲学咨询的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对价值的假设，似乎是一个很可能为我们所接受的假设，因为在价值引领过程中，我们对价值的定位是幸福，价值的引领乃是引导当事人了解其处境，知道其所作为和幸福的距离，使当事人理解，如果他的目的是追求幸福，他自己应该由哪些作为，可以帮助他自己进入幸福。

　　至于中国儒家孔子，从某一观点来看，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很像，似乎都是目的论者，也似乎都是幸福论者，都是着重人间的成圣成贤之道。《论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成为一个仁者，仁者的行为就是要有爱人的能力，能够有立人、达人的观念。从另一个观点来看，仁者一定要有社会理想，也就是幸福人生的构想。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可见，孔子是以人类全体的幸福为目的，如果人人都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则人就可以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了。孔子以关怀人生贴近人性的方法，表达了他对价值的态度。

　　因此，从哲学咨询的角度看，孔子给社会定了一个最高的价值定位，就是大同社会；给人的价值定了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成为一个仁者。在价值引领的过程中，如何使当事人理解成为一个仁者，对其个人的发展和生涯是符合他的人生目标的，在其关系中发展大同精神的意义与价值是构成他现实人生幸福或快乐的重要内涵。

　　从以上对亚里士多德和孔子所叙述的观点看来，本文对哲学咨询的原则假设，似乎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也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可以成为一种有效实践的理论，这种方法似乎也可以成立。

　　如果这种方法可以成立，则如何实施？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色：正向积极、立身处世、展望未来，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在价值引领的过程中，价值的定位知道自身的处境，以正向的观点检视自己可以改变或发展的方向，并以积极的态度规划自己未来可行的方法或方向。

四、案例的处理

　　和当事人讨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让当事人有积极、正向、乐观的态度重构他和家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建可能是哲学咨询中最难的部分，因为当一个人在情绪思潮和自我否定的状态中，要恢复信心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帮助当事人从接受事实到认清自我、接受自我、发掘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重建自我的一连串过程。在这些检视及重建的过程中，温暖、友善、积极、正向、具有建设性的交谈是使当事人成功的关键。

　　首先，是让当事人理解到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就是如前面所说的一个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冲突议题。从每一个的背景来看，当事人和他的家人都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而只有诠释及适应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观念凌驾于他人之上，甚至企图主导整个局面时，自然会引起不同想法的另一方的反弹和抗议，因此，当事人企图要将自己的观念作为家庭中主要的价值观时，当事人就必须要有更成熟更宏观的态度来面对，而不是以一种统治者的心态来指责及压迫。

　　其次，是让当事人明白他的期望。如果当事人希望家庭和乐则他的家长权威及观念应是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发展的，如果孩子们想要有婚姻自主权，而当事人则可以藉由交谈及经验赢得孩子的信任，又如当事人想要成为家庭的灵魂，就要有家庭交谈的能力和智慧，藉由交谈使家庭成为所有成员的核心，也藉由交谈使家长的智慧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明灯。如果我们的期望和方法不一致，则期望是不会实现的，从来没有一种爱是天生的，所有的爱及关怀都是需要学习的，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使期望实现。

　　最后，是使当事人了解到原则和方法的差异。孝和顺不是同一个观念，孝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子女应该有的基本原则，这个忠、仁、义一样，都是一个概念，也都是一种人际关系原则。但顺则是一种方法，孔子说“小杖受大杖走”，就是指明在顺的过程中要有分辨的能力，原则是不能改变的，但方法则可以因时因地引人而异。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把方法当成了原则从而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更有些人所强调的“规矩”，其中大部分也只是方法而已，例如，“做人规矩”、“做事的规矩”、“吃饭的规矩”等等，更多的是一些方法，而方法只是在帮助我们达到原则而已。如果方法不能帮助我们达到原则，为什么还要坚持方法？如果达到原则的方法很少，甚至只有一、两种方法，甚至无法选择时，那要如何分辨？如战士在前线作战面临殉国或投降时，就应该以原则为最后的考量了。因此，本文案例中，当事人使用何种方法重建和家人的关系则有赖于当事人自身的努力了。

　　价值引领是从价值定位到价值实现的建设过程，其中能使当事人感受最为深刻的不只是情绪的排解，而是当事人有了新的价值定位，他藉着咨询的过程，价值的讨论、概念的澄清、重新找到了价值系统，发现了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见到了可以和家人共融相处的方法，寻回了在权威中可以做一家之主的喜悦。

　　哲学咨询的目的就是藉由概念的澄清、价值的定位、方法的寻求以及建构以达到助人的目的。哲学咨询或说哲学助人工作从古希腊时代或中国的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方法上的不断改进，例如，孔子用定言方式，苏格拉底和孟子用对话方式的不同而已。在经历了两千多年来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哲学咨询或哲学助人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对象也越来越多元，本文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或许就是在面对历史与社会变迁中的一种实践助人的方式。